编者按：
2018年10月14日，“中国社会组织40年：见证与展望论坛暨清华NGO研究20周年纪念活动”，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举办。
作为与谈嘉宾，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培峰在活动上简短地分享了自己对中国NGO发展的观察。他认为，中国NGO的发展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另一个侧面，是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其发展也由此受到中国整体社会背景的影响，呈现出周期性的涨落。
经其授权，现将其发言文稿发表如下，供有兴趣探讨者参考：
中国的NGO是在总体性社会背景之下成长起来的。在这个背景下影响性的因素有两个方面，国际NGO的发展与中国改革开放。
国际NGO的发展影响了NGO的资源、自我认同以及活动领域。中国NGO的自我认同，活动领域都有国际NGO总体发展的影子，因此NGO的发展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另外一个侧面，是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个部分。
从这个角度上看，基本的发展主题和路径与100多年来中国社会发展的路径有内在的一致性。危机应对型而非自主回应型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驱动力。因此对外开放也受到内在危机的影响，危机迫使开放，开放引进了新资源和新路径，发展随之有了进步。在发展的背景下，开始突出自我定位，甚至出现某种抗拒开放的姿态，封闭成为新常态。由于缺乏制度变迁的资源和动力，新的危机就产生了。开放应对又成为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这样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危机——开放——封闭——新危机——开放的涨落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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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路程中，NGO得益于开放的环境，也可能被作为化解危机的手段。但是，NGO也可能被认为是导致危机的根源，社会的控制和秩序的重整往往也从对NGO的整肃开始。
这和历史上政府对NGO的态度异曲同工。纵观历史，NGO可能不是问题的原因，但往往是政府解决问题的先导。从NGO的发展看，社会发展呈现另外一个周期，整肃是秩序重建的开始，但也是新危机的开始；接纳和开放是危机的结果，但是希望的开端。NGO发展的这种周期性涨落映射的是从传统的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过程中的身份错位与心态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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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内在改革的路径看，改革的过程是一个新领域、新途径的生成与扩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NGO总是在中国社会的夹缝中寻找空间，取得身份认同和自我定位，突出表现为在政府改革和社会公共领域的扩展中寻找空间，在市场化和社会创新中寻找空间。
在2012年之前，NGO在中国社会公共领域的扩展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维权领域、倡导领域效果显著。社会新领域与新议题扩展了社会的新空间，增加了社会的韧性，创造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2012年后，中国社会公共领域的扩展受到新统合主义的限制，NGO在市场领域开始寻找空间，NGO的市场化、社会企业、社会创新成为NGO发展的新话题。
在这两个阶段中，NGO参与公共服务是一个较为稳定发展的领域。NGO发展的整个特点又映射了中国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过程中对于国家与社会关系，以及现代国家政体选择的艰难定位。在统治与治理的冲突中，统治压制性地覆盖和遮蔽了治理的困境，而可能导致更为深刻的治理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