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点速读：
1. 当今许多针对气候问题的待探索或初始解决方案都面临着更大的障碍。它们需要较长的技术开发时间线，要求进行资本密集型的示范测试（这些测试可能会产生负面结果），往往得不到与类似规模或阶段的技术公司相称的财务估值，或处于过去10年中财务收益较低的子行业。
2. 人类的未来取决于我们能否有效地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但气候挑战的规模实在太大，企业风投无法单独应对。慈善领域投资者在设计和支持新的金融工具，减少大型机构投资者投资于初始方案的风险方面，能起到独特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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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的威胁日益加剧，这已不再是一个科学界的争议问题。
气候科学家们一致认为，按目前的排放速度计算，人类的“碳预算”将在2040年左右耗尽。所谓碳预算是指在避免最严重的气候变化影响的前提下累计排放的温室气体总量。
尽管不同程度的气候变暖都会产生一定的后果，但超出这一预算很可能导致全球气温上升超过2摄氏度，从而引发不可逆转、危险和代价高昂的气候变化。
数十年来，投资者、政策制定者、学者和企业家们一直都在讨论最佳的解决办法。一些著名投资专家纷纷站出来宣称，世界已经拥有了解决气候危机所需的方案，投资者和政府应集中力量支持这些后期方案的应用。
这种论断不仅会使人们质疑是否还需要资助早期研发，还会造成早期和后期资助之间的竞争。相反，我们认为，对早期和后期方案的投资是相辅相成的。最有效的投资组合，需要关注整个“持续创新过程”。包括从概念构想到商业应用，再到产生广泛影响。创新与解决方案的构思、开发和应用一路相伴。将创新和应用截然分离，明显不妥。
支持早期开发与重视成熟的解决方案二者并举，将能提高温室气体排放缓解方案的存量和流量。然而，当今金融市场的投资状况并非如此。事实上，尽管对早期开发的资助至关重要，但资金的流量却低得离谱。
为了弥补这一资金缺口，我们需要新的融资手段，利用那些能容忍较长开发时间和高风险的资金。慈善家是最适合参与这类融资方式的投资者。
创新过程并不是单向线性的，创新的各个阶段都在相互影响。事实上，早期和后期方案的开发也是相辅相成的。
我们区分和定义了三个不同阶段的解决方案：待探索方案，初始方案，可商业化或接近可商业化的方案。
• 开发的最早阶段是探索，我们将这个阶段的解决方案称为“待探索方案”。待探索方案可能是社会需要或想要的，但尚处于研究和初步开发的阶段。
• 初始方案是指基本要素已得到研究和验证的解决方案，但是必须通过进一步的原型设计、测试和示范操作，才可能实现商业规模化和竞争力。
• 可商业化或接近可商业化的方案会吸引那些可获得最低限度公共资金支持的使用者。但是，实现经济竞争力并不意味着创新就此停止。这些解决方案将通过应用研发、规模扩张和边做边学来继续发展。
事实上，对待探索方案和初始方案的早期投资，与对可商业化方案的后期投资，不应顾此失彼。前美国能源部长欧内斯特·莫尼茨在论述“清洁能源创新是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办法”时指出：“简而言之，我们仅凭目前的技术无法应对气候变化。”
为了更具体地阐明这一论点，我们回顾了现有的文献，并按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经济行业划分绘制了涵盖 “创新三阶段”的气候问题解决方案总表。
按创新阶段划分的气候问题解决方案
该总表进一步表明，作为减缓气候变化的组合策略的重要部分，待探索方案和初始方案阶段需要更多的投资。
光伏技术的例子表明，即使在已存在可商业化或接近可商业化方案的领域，仍然需要继续投资于创新的早期阶段。
在今天的很多市场里，光伏技术的应用被普遍认为即使没有补贴，在经济上也是可行的。然而，随着市场渗透率的上升，必须降低太阳能光伏系统的成本才能保持竞争力。因此，许多光伏专家认为，需要进一步研发新的方案，以便让光伏技术继续以实现气候目标所需的速度进行普及应用。
废热回收技术是新兴技术的一个例子。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的数据显示，全球浪费了近60%热能形式的能源。许多初始方案，包括热电学、热离子学和整流天线技术（这些技术可以捕集废热，并将其转换或直接加以利用），有望在短期内大幅提高工业生产过程的效率，并在长期内提高运输和能源供应的效率。
这些初始方案需要大量且持续的经费支持。遗憾的是，在当今的金融市场上，要获得必要的资金确实是一件很有挑战性的事情。
在当前的金融环境下，气候变化缓解方面的待探索方案和初始方案没能得到所需的资金。在哪里可以找到风险资金来支持这些领域呢？我们在下图中总结了每个阶段的解决方案可获得的资金来源。
各阶段气候解决方案的资金来源
从历史上看，联邦政府和慈善家资助了在未知待探索领域的研究。政府也常常资助最早阶段的创新。尽管如此，私人风险投资是开发初始方案的重要资金来源，甚至可以说是最重要的资金来源。
但今天的风险投资基金并没有参与与气候相关的创业企业最初阶段的融资。这种风险投资的缺失催生了对新筹资机制的迫切需求，而慈善家能够很好地满足这种需求。
数据显示，对气候变化解决方案的投资经历了大起大落的过程。对清洁技术的风险投资在2010年达到顶峰，占风险投资总额的16%，到2015年仅占风险投资总额的2%，为 200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除了清洁技术的风险投资整体缩水之外，那些开发初始方案的创业公司在融资方面也受到沉重的打击。
与气候变化减缓技术有关的早期与后期投资的资金比例在2002年达到了顶峰。早期投资资金的绝对水平在2008年达到顶峰。在这两个峰值之后，绝对投资额大幅下降，而对初始方案的投资占比也徘徊在20%左右。
减缓气候变化需要为新生的硬件或科技创业企业和制造型企业提供资金。但是传统的风险投资基金对这些新企业的支持并没有达到应对气候变化所需要的程度。
尽管一些人批评风投行业未能在减缓气候变化方面保持稳健的投资组合，但是相关数据表明，这主要是与如何适当分配投资以满足投资者的历史收益预期有关。遗憾的是，这一事实导致了对减缓气候变化初
始方案的投资水平很低。
研究发现，2007年以后，几乎所有完成A轮融资的清洁技术公司都没能让投资者收回原始投资。从2000年至2017年第一季度，所有与清洁技术相关的风险投资的总回报率为4.1%。
清洁技术的盈利水平
气候挑战的规模实在太大，企业风投无法单独应对，而且它们必须集中精力资助那些能促进母公司利益的新创业企业。这些利益并不总是与减缓气候变化的目标相一致。
当今许多针对气候问题的待探索或初始解决方案都面临着更大的障碍。它们需要较长的技术开发时间线，要求进行资本密集型的示范测试（这些测试可能会产生负面结果），往往得不到与类似规模或阶段的技术公司相称的财务估值，或处于过去10年中财务收益较低的子行业。这意味着，无论这些方案在大规模应用时是否有效，它们都可能由于缺乏资金而提前枯萎。
为了补充我们现有的金融体系，世界需要新的、另类的金融工具。这种金融工具可以接受很长的发展时间，能够建立营利性公司，容忍不同层面的高风险，虽财务回报预期较低但社会影响回报期望高，并且有大量资金可供支配。
慈善领域投资者在设计和支持新的金融工具，减少大型机构投资者投资于初始方案的风险方面，能起到独特的作用。
在美国，这类投资者包括私人、企业或社区的资助型基金会，资助型公共慈善机构，捐助人指导基金和个人捐助者。
2015年，美国的私人基金会总计管理着高达6000亿美元的资产。
过去10年来，捐助人指导基金（DAFs）越来越受欢迎；如今，捐助人指导基金拥有约700亿美元的管理资产，每年捐款130亿美元。
个人慈善家起着关键的作用：根据美国慈善信托基金的数据，在2015年，美国72%的慈善捐赠来自个人。
这些慈善资产所有者设有跨世代的投资期限，能容忍高风险（传统捐赠对财务回报的预期为-100 %），并将社会成果置于财务收益之上。
我们采访了数十位慈善家，了解项目相关投资和其他捐赠机制为何在支持缓解气候变化的早期方案方面未得到充分利用。我们通过采访发现，大多数慈善家不知道风险投资与初始方案之间的不匹配程度有多严重，而且他们通常也没有能力充当连接基础科学和商业影响的桥梁。
重要的是，任何单个的慈善投资者都很难既为特定的投资机会确立“慈善性”，又要遵守管理其捐赠行为的税收规定。再加上早期清洁技术投资的污名，慈善投资界的专家普遍持有怀疑态度，担心自己会再犯同样的错误。
当今世界的慈善家普遍不愿去填补应对气候变化的初始方案开发所面临的资金缺口，尤其是相关企业或个人的资金缺口。
他们不愿这样做的理由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一点必须改变。人类的未来取决于我们能否有效地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为大规模支持初始方案而进行周到细致的慈善投资，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一种关键手段。
现有资产类别由于其风险承受能力和回报要求，将继续在这方面保持缺位。慈善家特别适合站出来挑起大梁。为了人类的共同利益，我们必须这样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