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

一个好的研究报告一定可以刺激人思考，对于我而言，这就是“中国草根组织的功能与价值”研究报告（以下简称“草根功能报告”）的作用。 为了让这个领域的思考更活跃，我愿意与大家分享我的学习笔记，并希望连同“草根功能”这一石，激起更多思考的涟漪。

一般而言，案例研究的作用好比“一叶而知秋”，案例的这片“树叶”具有的典型性可以有助于我们理解研究对象所处状态，并具有引导我们洞悉影响这一状态的变量关系，包括因果关系。 比如，研究草根功能的案例就可以具有以下功能：

1）发现草根功能与价值；

2）解析这些功能与价值的性质背后的原因、支持因素等；

3）通过实例丰满我们对于理论上成立的功能与价值的理解，使它们从抽象的描述中走出来，鲜活地进入现实世界的视野，以便我们识别与应用。

“草根功能”研究对于其功能的梳理主要是通过理论汇总，并以例案作为佐证，一一对号入座。 但是，我在认真阅读了该研究的35个案例以及撰文中所引述的案例之后感到非常获益，深感案例中具有丰富的信息含量，值得深入地挖掘，举例说明一下这种深度挖掘的可能性：

报告将百年职校作为草根提供教育领域服务的例证之一。

“截至2011年，北京百年职校共培养了778名贫困年轻人，共423名毕业生合格毕业……”。 但是，我认为，百年职校的意义（价值）绝不仅仅是它培养了423名合格毕业生。”

我对于该案例的重新解读是：百年职校揭示了——如果能够证明自身服务的价值，草根组织具有强大的、独特的社会资源（资金、人力）动员能力。 百年职校的成功不是在于它培养了多少名年轻人，而是每个年轻人获得的人均社会捐助！ 我相信这个数目比778或423更有震撼力，也更有意义。 深入研究这个案例有助于我们了解民间教育的优质性、生命力、竞争力究竟在哪里！ 目前的信息还不足以支持任何发现，但它动员社会资源的能力很值得进一步探究的，我认为，这才是案例研究真正需要发现和揭示的。

这个案例是作为草根组织在“维护社会治安”领域内提供的服务举证。

我对于该案例的重新解读是：帮助我深刻理解了草根组织为什么、以及如何增进“社会资本”。 该案例最吸引我的是：“反扒行动吸引了非常不同行业与阶层的志愿者，包括公务员、出租车司机、私企老板等”。 我们知道，社会冲突很大程度来自人与人之间的不了解、不理解乃至偏见和不信任，而现代生活（无论是工作还是居所等）都在加剧人与人的分隔，特别是不同社会阶层的分隔。 而社会组织以共同的目的、理想、诉求集合不同人的维度和数量几乎是无限的！！！

设想，除了社会组织，还有多少可以把老板与司机，教授与服务生结合到一起，并产生社会关系的可能性呢？ 而这种无限多维、内容丰满的网络可以增进人与人关系质量的能力也同样是不可限量的！仅仅一个“反扒”案例而无需更多，就可以使我产生对于这种“无限性”的合理想象力。

案例信息含量的这种巨大张力使我对于进一步的案例开发产生了更多期待，譬如，本次研究仅有国内案例，是否还可以加入与国外案例的比较研究？其二，是否还可以有案例间的比较研究？比如，对于草根功能存在的潜力与现实水平的比较、不同领域不均衡发展状况的比较，等等。通过“比较研究”，我们可以挖掘差距的性质以及根源（如：哪些外部因素？哪些行业因素？哪些自身因素？等等），相信这个方向的深入探究，会有利于草根组织功能与价值研究的应用性。

出于对深度解析案例的研究兴趣，我把“草根功能”的35个案例仔细研读了一遍，所谓研读就是说，我针对每一个案例，都问了以下五个问题：

1.体现了什么功能？

2.提供了什么价值？

3.这种功能和价值还可以由哪些其他机构/组织提供？

4.与其他机构/组织相比较，草根组织的功能价值有什么独有性？独特性？优势？潜在优势？

5.草根组织的独有性、独特性、优势、潜在优势的来源是什么？

通过这一研读，我发现，功能与价值可以作为两个独立的层面来理解，因为，有的时候，草根组织在发挥某个功能的时候可能具有多个价值，比如，它们在发挥其服务功能时可能具有以下价值（潜力）：

1）为受益群体提供更为及时、贴切需求的服务；

2）提供更人性化、或创新的服务；

3）在公共服务领域引入竞争，有利于保障或提升该领域的服务质量。

探究草根组织价值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我发现草根组织的不可替代性有的时候不是发生在“功能”的层面（例如与政府一样，提供公共物品与服务），而恰恰是发生在“价值”的层面（见上述草根发挥服务功能时的三点价值），这使得“价值”作为独立层面的探讨更为有意义。

经过对于报告中35个案例的重新审视，我归纳出了以下草根组织的价值（潜力）：

多样性是任何系统（个体生命、物种、生态系统、社会、文明等）保持活力、应对变化、抗逆、永续的重要性质。草根组织在回应各种诉求时往往都能体现这一特性，如：满足个人行善的需求、提供社会交往平台、参与公共生活的方式、提供社会服务等。多样性是任何自下而上运动的特征，并非是草根组织所独有，满足多样性需求的市场也具有相同的特征，但市场不会无偿地提供社会服务，而同样可以提供社会服务的政府则因为其自上而下的特性而无法在多样性上与草根组织媲美，因而多样性可以使草根组织在非营利领域内具有突出而不可取代的价值。

多样性主要是草根作为一个群体所呈现的价值特性，每个草根组织都是构成多样性的一个部分。

下面的案例是从个案角度，即个别草根组织自身也可以体现一定的多样性。

草根组织的干预行动或服务具有一种类似水一样的自动求平性与渗透作用，它会主动地寻找低洼、边缘、缝隙的地带，将善的资源从高处、从中心向低处或边缘的地方不胫而走。这一草根特性使得它在弥补政府失灵，提供小众或拾遗补缺服务时是不可或缺的。

草根组织具有独特的凝聚善资源的能力。

首先，它动员善资源的动力比其他组织更强有力，无论是因为它是求善的主体，还是因为它是受益的主体，也因此更具合理与合法性（政府和商业机构在动员善资源时都具有利益冲突性），因此，在资源的整合、组合中更容易建立互信。 草根组织整合资源还有一些特点，一是不拘一格，它包含各种资源，有人的出人，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

其二，这种资源整合可以打通社会阶层与圈子的壁垒。我们知道，无论是在政界、商界、还是文化界，都有由地位、领域相似的人或机构组成的各种“圈子”，人们根据自己的身份认同，只在适合自己的圈子里玩。 而草根行动则可以在同一个时间、空间使社会上的最弱势群体与最显赫的群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百年职校、控拜村银匠协会就是这方面的案例。

草根组织在为社会提供解决问题方案、提供社会服务内容与方法、发挥公民教育/教化功能、满足个人善需求和社会需求时会展示出创新性，草根的创新性源自它求善的动力（如：强烈的爱憎、正义感、宗教精神等）、主体的切身需要及其多样性特征。

这是草根组织在提供公共服务功能时体现出的独特价值，草根能够具有这一价值点的原因在于它与问题的距离近，因而易于设计、产生出对于问题更为切合实际的解决方案或服务内容。

这是草根组织在提供公共服务功能时体现出的另一个独特价值，它更偏重强调草根组织在服务方式上更为人性化的设计、实施过程以及态度。 由于草根组织设计服务是发于爱心或理念，而不是基于成本核算（商业服务）或例行公事（政府服务），所以他们的服务更加用心、更加有爱。

例如，慧灵的服务理念中很重要的方面是对于智障人士的尊重，这种尊重体现在服务的各种具体细节上，比如，中午饭吃什么？在慧灵，智障人士受到鼓励自己选择膳食，对于我们这很简单，但是对于智障人士，自选可能需要半个小时，这半小时就是尊重的“成本”。

这又是草根组织在提供公共服务功能时体现出的一个价值。 在一些政府主导的公共服务领域，从量的角度，草根组织提供的服务是微不足道的，但其存在的意义却是十分重要且不可取代的，因为在这些领域，如果只有政府垄断性的服务而没有任何竞争存在，保质尚且堪忧，更何谈与时俱进？！草根作为社会服务竞争格局中的对手角色是不可以替代的。当年中国政府一心要加入WTO，希望从国外引入竞争以促进自身的产业水平提升，这是很大的魄力和自信！政府在社会领域的发展也需要同样的宏图大略与宽广胸襟。

主要体现在草根组织发挥制衡、监督、问责功能时，无论制衡、监督的对象是政府还是企业或资本市场。 草根组织的权威与公信力来源于其民间性/中间性、非营利性、独立性，求善性。站在民间、中间的立场，草根组织代表更大多数人的利益，或代表社会良知以及专业背景，提供着眼于人类社会长远福祉的倡导以及干预行动等。

这主要是草根组织在参与解决社会问题时可能具有的一种价值。 在庞大的社会问题面前，草根组织无论从人数还是资源上都十分微小，又往往不具有在提供权威/公正性时的那些社会影响力资源（如，学者、专家、民间研究院、智库等），于是就采取了鲶鱼的方式，虽然解决不了问题，但至少可以使问题浮出表面，使更多人关注、思考，甚至采取行动。

这是一个主要在草根组织回应求善社会诉求（包括解决社会问题和提供社会服务）时具有的价值。 先锋性往往由具有先锋意识、思想的个人，以思想或艺术的形式发动，或由反抗期的愤青以比较无序的行动表现。 草根组织的先锋性较前者更实际、更具行动力，较后者更为理性。人类社会是不可能静止不变的，一切事物都会走向反面，今天好的，明天可能就是不好的，与之相较，社会的基本结构以及支撑它的意识形态则不免僵硬而固化，社会需要具有先锋意识的个体和组织，以先锋的姿态来打破僵化的局面。

社会资本包括微观（或个体层面）和宏观（或集体层面）这两个视角。“草根功能”报告引用1997年世界银行《拓展财富衡量》报告中所撰：“社会资本的特点在于它塑造了一个社会交往质量和数量的制度、关系和规范”，它的主要内容包含信任、互惠规范、公民网络，它的价值在于社会的福祉、发展和可持续性。” 草根组织的多样性、多维性、渗透性、以及生发活力，极大地有利于构筑致密、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社会网络，从而增进社会资本的数量与质量。

这是草根组织回应社会可持续诉求功能时提供的重要价值。 为什么叫“以善为基础的社会信任”？其实是与社会资本理论所关注的信任相对应的。社会资本理论面临内、外部两大困境。

1）自身困境。社会资本顾名思义，是经济范畴的舶来品，强调社会关系以及信任的经济价值，虽然经过概念拓展已经上升到了文化、规范、信任及社群、团体发展的层面上，但始终还是与金钱、物质密不可分；

2）外部困境。由于现代社会使人们由联系紧密的血缘集体或社区转移到高度集中化、城市化的国家集体中，成为原子化的个体，而日益增多的流动性也使得人们不愿在某个地方对这种经济性的社会资本做过多的投资。草根组织的价值在于它所建立的社会信任不同于功利性的社会资本，前者的出发点是求善，后者的出发点是求利。 

这种非物质性的社会信任是解决现代“社会资本”理论危机（内、外部困境）的重要途径，即，虽然现代社会影响了人们求利性的社会资本投资意愿，却无法影响到人们在求善过程中产生的信任。因为，求善是超越理性的人性。如，从越野e族、乐水行等，我们观察到草根组织如何在素昧平生的人与人之间建立基于善的社会信任。

以“爷爷奶奶一堂课”这个案例为例（编者注：本案例不属于本文论及的报告内的35个案例）。教育部在2001年颁发的文件中就确立了国家、省、地方教材的三级模式，为地方或校本教材留出了空间，并明文规定每周一节地方/校本教材学习。但由于地方教育部门的人财物等局限，绝大部分学校根本无法落实。

在另一个层面，国家非遗司有鼓励非遗传人进校园的奖励政策，文化部、财政部都有配套政策文件，但也落不到基层。像这样一个涉及多个政府部门，相关政策互相搭界或根本不搭界，在缺乏动力/聚力点的情况下，即便是政府去整合都有一定的难度。“爷爷奶奶一堂课”恰好就充当了这样一个动力/聚力点。它吃透了不同政府部门的相关利好政策以及资源，尽最大可能把这些政策以及人财物资源整合到一个项目的开展和发展上，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爷爷奶奶一堂课”是中国好公益平台上的优质公益项目，通过开展乡土教育，解决孩子社区教育缺失、学习与生活脱节的问题，倡导孩子受教育，老人得尊重，文化有传承。

草根组织回应诉求大类/细类功能、独特价值、价值来源一览表

以下的讨论几乎都可以在“草根功能报告”中见诸，只是我从草根本质、潜质以及不可替代性来源的角度，将这些问题再照射一遍而已，希望我们更加走进这些问题，不仅思考、了解问题的表象，而且探索这些问题背后的机理。

通过上文有关草根功能、价值以及不可替代性的探讨，我们会发现，草根组织的一些根本性质（几乎完全等同于其定义）是草根组织的生命线，脱离了这些性质，草根组织便丧失了身份，也不具有力量。这些本质就是：主体性、自发性、独立性、草根性、求善性。其中自发性、独立性是对于主体性的保证，必要的话还有自治性，求善性涵盖了公益性与非营利性，具有丰富的内涵。草根组织的本质是生发其功能与价值的根基，是草根组织具有不可替代性的必要条件。但仅有这些还不充分，草根组织若要真正实现其不可替代价值，还必须开发出其潜质。

另外一些草根价值特性，如多样性、求平与渗透作用、善资源的动员/整合力、创新力、先锋性、鲶鱼作用、权威/公信力、基于善的社会信任，它们是从草根的本质中生发出来的。

一方面，草根组织具有开发这些价值特性的潜力；但另一方面，草根组织并非生而具有这些价值特质，因此称之为草根组织的“潜质”。 虽然草根性使草根组织距离社会问题近，但并不等于草根组织就一定对问题敏感，就一定能够设计出贴近需求的服务；虽然求善性是草根组织创新的动力，但也不等于说只要有心求善就一定能够创新，等等。

注意，草根组织的潜质恰好是它的不可替代性发生作用的层面，但又不是天然自成的，所以，草根组织切不可盲目地自以为出身草根，就可以坐拥优势，而是要正心诚意、兢兢业业地把这些潜质开发出来，并令其发扬光大。

我们在前文中看到草根性对比政府迟钝性的讨论，导致政府迟钝的原因之一就是其规模，规模导致科层，科层导致官僚，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草根组织发展规模大以后不会产生同样的问题，从而背离原来的草根性。科层、汇报线、中间管理层的出现使个人的感知、判断与组织的决策、行动脱节，丧失的还不仅仅是组织的灵活性、敏感度、活力等优势，还可能使组织不具有对于善者的吸引力与凝聚力，因为组织无法满足行善者的求善诉求。这使我质疑，草根组织的发展目标是不是也要靠做大来做强呢？什么是草根组织能够保持其草根性的合理规模？这些问题值得思考。

很明显，要求草根组织放弃其本质要素的诱惑（无论是来自政府或是市场）是必须坚决予以拒绝的，譬如说独立性、自治性，这些会伤及主体性、动摇组织的根本，并削弱草根组织诸多功能价值特性，这些是比较容易辨识的诱惑。还有一些就比较隐性，譬如，先进的、国外的、高效的管理等等，一些在别的地方（别的领域、别的国家）非常好的东西，但是我们是否考虑到，这些好的东西与我们的本质有没有矛盾？比如，效率与求善之间，当出现矛盾的时候，作为草根组织，求善是至上的价值，这不仅体现在受益人方面，也同时体现在机构、团队的体验方面。

两年前，我在南都提出机构文化建设，就是隐约感觉到，一个公益机构的管理不可以套用、模仿企业管理，管理的课题很大程度就是使机构上层的决策、意识能够体现在机构的最末端或说最前端，而不走样。企业有各种管理办法来实现这一点，规章、制度、流程、汇报线、考评、激励等等，但是对于因为理念认同而走到一起的公益组织团队，这些方法未必是最好的，甚至可能有负面的效果。 所以我才提出，通过共同建设机构文化，用价值共识来实现机构决策与行动的统合。草根组织管理的提升是一个重要议题，把机构文化作为管理工具是一种尝试，在这里我们需要拒绝的诱惑就是缺乏对自身本质以及优势认识情况下的盲目照搬式学习。

“草根功能报告”中提到了草根组织的若干自身问题，其中有一个叫做“家长制”，还有“内部治理缺失”，这些问题对于一些组织，譬如家族企业甚至军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对于草根组织却具有致命的伤害。为什么？道理其实很简单，因为这些问题与草根组织的本质不符，对于被求善性激励起来的个人，他们不喜欢不被尊重。一个机构最致命的莫过于自我否定、自我消弱、自相矛盾这类问题。

感谢公域合力在草根功能与价值的话题上使我们大开眼界，使我对于这个领域的进一步求知产生了深厚的兴趣，也希望更多的同业中人一起参与到这些问题的思考、议论/辩论和研究中来，使我们的认识更丰富、知识更饱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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