舜益咨询的何丽丽女士曾在2017年与今年分别发表文章探讨捐赠人建议基金（Donor-Advised Fund)近年来蓬勃的发展对美国社区基金的影响，特别是许多社区基金会在赠与（Grant Making）走出地理区域的限制的话题。

中国在许多领域包括公益慈善，已日益融于世界并开始崭露头角。本文将尝试分析中国在美国社区基金会国际赠与的整体份额中所占比例及其可能的发展方向，并与其他国家包括印度等作相应比较。盼能抛砖引玉，推动更多的相关研究与报导。

2017年7月，美国基金会协会（The Council on Foundations) 与基金会中心（Foundation Center) 发布了《美国社区基金会国际赠与——本地社区之国际接触》的调研报告（以下简称《社区基金国际赠与报告》），其中指出：  

• 85%的社区基金会提供国际赠与。从2006年开始，国际赠与维持在全部赠与的5%或6%的水平。92%的国际赠与来源于捐赠人建议基金。

  
  

• 2011年至2014年期间，美国大型社区基金的国际赠与从1亿美元增至2.2亿美元，平均海外捐赠额也由2011年的5.2万美元达到2014年的9.3万美元，几近翻倍（参见图示一“2011年至2014年期间大型社区基金海外捐赠总额及平均捐赠额变化趋势”）。

图示一、 2011年至2014年期间大型社区基金海外捐赠总额及平均捐赠额变化趋势

• 接受国际赠与最多的前三名为发达国家如英国、以色列和加拿大，分别为5.6千万、3.5千万及2.8千万美元。其次是印度的1.9千万美元。海地则因为2010年遭受大自然灾害——地震而获得高额捐赠1.8千万美元，堪称名副其实“最需要”援助的国家。 中国获7百万美元捐赠，与日本并列排名第10。

图示二、 2010年至2014年期间接受美国大型社区基金会国际赠与的国家排名分布

由于92%的国际赠与来源于捐赠人建议基金账户,即由捐赠人指定, 我们有理由相信，海外移民对祖国和家乡的侨捐(Diaspora Giving, Diaspora Philanthropy，即回馈捐赠或称海外回赠)占了很大的成分。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美国华裔人数在2000年至2015年期间增长了约75%，从2000年的280万增至2015年的近495万，  在亚裔人口排名升至第一，占全美3.2亿人口的1.5%以上。相应地，2015年美国对中国的侨汇（Remittance）高达162亿美元，占全美对外侨汇的12%，仅次于墨西哥的257亿美元。同为亚裔的印度则以117亿美元屈居第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0年至2015期间全美对外侨汇仅增长23%，而对中国的侨汇却增长了42%。毫无疑问，在美国的对外侨汇中，中国所占比例甚高，堪称“巨人”。

但是根据图示二（“2010年至2014年期间接受美国大型社区基金会国际赠与的国家排名分布”）的数据，此期间中国获得7百万美元捐赠，仅为整个6亿美元国际赠与“大饼”的1%。与在美华裔人口相似的以色列(全美犹太后裔人约530万)所获得的赠与额3.5千万美元比较，相差悬殊。即使对于同为亚裔的印度(在美人口约390万)所得到的赠与额1.9千万美元而言，也是瞠乎其后，更遑论在美移民人数仅100万的加拿大所获得的2.8千万美元赠与额。需要说明的是，这组数据仅涵盖社区基金会，是统计里的一个抽样。不过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在整体美国侨捐中所占比例甚微，可谓“侏儒”。

以下我们试着挖掘一下导致如此反差的可能因素。

我们认为，个人慈善捐赠在祖国（原居住国）的风气强烈地影响了人们在侨居国的慈善捐赠行为。这或许可以从个人慈善捐赠风气强的国家如英国、加拿大等得到较高排名的美国社区基金会国际赠与，获得一些印证。

舜益曾经报导过，国内总体慈善捐赠偏低，而个人捐赠之低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例如，2015年 个人捐赠总额达169.30亿元，增幅46.5%，也仅占总捐赠额的16.38%；而2014年个人捐赠占比仅11.1%。同一篇报导中指出，根据慈善救助基金会（Charity Aid Foundation）的报告，在2015年评估的全球145个国家或地区中，8%的中国人给予过慈善捐赠，整体慷慨指数中国排名第144位，仅仅高于烽火连天的也门 。 

欧力奥. 瑞芮(Oliver Rui) 2016年在福布斯亚太网站发表的一篇文章也提到中国慈善的差距。 作者引用2015年《财富中国》富豪榜统计，中国有335名亿万富翁，全球排名第二，仅次于美国。同时也指出根据慈善救助基金会调研统计的全球慈善指数，中国排名倒数第二。慈善捐赠仅占中国GDP的0.17%，而在美国占2.1%。

中国整体慈善捐赠在慈善救助基金会的统计排名如此靠后的原因实在不能再简单归咎于自己发展中国家经济地位了。中国的慈善传统、捐赠文化、财富管理观念、国家税收政策及相关的慈善管理机构等等，对此都有不同程度甚至根深蒂固的影响。篇幅有限，恕不在此絮诉。

至于英以加三国何以排名占据国际赠与接受者的榜首，估计有多种原因。其中之一是这些国家的慈善生态环境与美国接近。例如有关慈善领域的定义，中国的慈善领域偏重于扶贫、救灾、教育等方面，而英以加等国的慈善领域则更广泛地包括了社区发展、社会平权，甚至包括支持科技发展等。 

在慈善生态环境的机制方面，较之许多国家，慈善公益在中国仍处于发展初期。徐永光先生探讨资助型基金会的价值时谈到官办基金会的利益铁三角对资源垄断的存在，益也曾提到基金会运作的限制与问题，以及中国缺乏捐赠人建议基金（DAF）的机制等。这些特点相比于其他国家都凸显出中国慈善领域的不同，限制了中美间慈善赠与领域的合作；而近期对海外非政府组织在中国运作的管制，也可能加大美国慈善机构对华合作的难度。

美国一位资深财富规划专业人士图安迪（Andy Toles)指出，即便拥有慷慨的心，在进行大笔捐款前，也需要稳健的非营利性部门或公民社会。他同时指出，中国富裕人士在整体财富规划时，有必要知道可以利用离岸捐赠机制，在管理和税收事宜上实现更大的灵活性和更高效率，以发挥捐赠领域的创造力和创新行为。相应的跨境财富管理顾问与慈善顾问领域在中国尚未得到发展，未来应有极大的机会。

在此我们以硅谷社区对中国与印度的侨捐记录做对比分析中印两国侨捐的趋势。之所以采用硅谷社区基金会的原因是其国际赠与居全美首位。如 2014年硅谷社区基金的国际捐赠达 9千8百万美元，占全美当年海外捐赠的44%之多。  据2018年2月份报告，其2017年赠与总额达13亿美元，其中8％即1.05亿美元为国际赠与，捐往66个国家。  采用硅谷社区基金会的另一个原因是，硅谷的中印裔居民比例也非常高。

表一 、硅谷社区基金会在2015年至2017年期间对中国和印度两国的海外捐赠总额图表。

来源：硅谷社区基金会网站。

1  排除对香港特区的赠与。

2 单位捐赠（Corporate Advised）表示捐赠者为一单位。

3 个人捐赠（Donor Advised）表示捐赠者为一个人。

表一的数字显示，2015年至2017年的三年期间，硅谷社区基金会对印度的赠与远超过对中国的赠与。如果将2017年唯一一笔对中国北京大学的赠与作为统计上的特例而予以排除，那么对中国的赠与仅仅是对印度赠与的零头。同时从赠与的笔数来说，对印度的赠与笔数也远超过对中国的赠与。

再细看接受赠与的单位。对中国的赠与，接受者多为高等院校，而对印度的赠与接受单位则多是各基金会和社会服务团体。这也许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前述英以加以及印度等国的慈善公益生态发展与美国比较接近、离岸捐赠相对成熟的观点。

还有值得注意的是，赠与来源于个人的捐赠人建议基金（DAF）有极大的成长，这也印证了舜益在《汹涌改变的美国公益慈善生态 —DAF、川普和其他因素》一文中所提到的一些趋势。

慈善援助基金会在2015年发表文章分析侨捐20年来的主要变化时认为：

国际捐赠本身不是新概念，但是随着交通和通讯等科技的日新月异发展，高技能专业劳工和企业家的环球大迁移，使得跨境汇款捐赠操作更为便捷，回赠家乡也因此变得简易而普遍。据统计，个人和企业慈善捐赠额目前早已在政府间提供的国际援助金额上翻了番。

• 与早期捐赠援助主要是帮助提高和改善基本生活需求不同，新一代捐赠者更愿意通过海外回馈捐赠项目，推动家乡可持续发展事业。草根百姓即使身在他国异乡，也可以通过海外捐赠帮助祖国。

  
  

• 政府和非盈利组织或可借此传递愿景，搭桥铺路，通过税收优惠，实现双赢。

2015年，一篇在“斯坦福社区创新回顾”发表的《海外回赠印度》的文章，特别报道关于Pratham—— 一个致力于推动印度创新教育的非盈利组织的发展。作者回顾了Pratham及类似非盈利组织如何在过去短短15年，随着美籍印度移民收入地位的快速提升，启动并推动回赠家乡的慈善捐赠事业，使之得以蓬勃发展。与此同时，印度政府通过新法规予以配合支持。如1999年的有关签证改革，对美籍印度人在印度参观、投资、开户提供便利；举办年度大会促进与海外印度人多方面的沟通交流，扩大对家乡的慈善捐赠；2011年通过法律允许居住在海外的印度公民参与家乡的投票。

当然，作者也指出影响海外捐赠的两大主要障碍，即海外捐赠者对本国代理机构缺乏信任（潜规则或腐败行为造成的负面影响），以及本国法律的限制，如2010年印度出台国外捐赠法，出于对“国家安全”考虑，对受赠机构提出必须登记、运营三年以上，等等。  “回赠印度”国际捐赠标志着快速成长国家（如印度）在推动全球经济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积极参与。

Anh Ton在2014年发表的一篇观察文章中揭示了回馈金砖国家的回馈赠与之几大特点，其中包括回馈印度热潮推动了海外移民以国际捐赠回馈祖国的第一波。作者在介绍其它金砖国家的海外回馈捐赠趋势的同时，也特别期许未来20年中国在国际捐赠方面将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国际捐赠中，关于回馈捐赠的研究始于上世纪90年代。二十年前的回馈捐赠研究还停留在以美国为主的百万富翁、亿万富翁的慈善捐赠上，如今随着政治、经济、科技等环境的变迁，更多草根阶层加入到回馈捐赠的大军队伍里，其影响力和复杂度必定也是前所未有，有待更深广的研究和探索。

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愈来愈多人选择到海外参观、工作、留学或定居，与世界的交流也越来越多。中国的软实力已得到国际各界的重视。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在慈善公益捐赠方面还有许多地方需要急起直追。侨捐（海外回馈捐赠）对政治、经济等环境可能带来的多元化冲击、跨境捐赠做为全球财富管理的重要环节、以及中国海外回馈捐赠指日可待的崛起，等等，对中国慈善公益领域可谓充满全新的挑战和机遇。舜益盼望与读者一起思考、探讨并参与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