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 NGO 工作者，我最难忘的一天，是我在将近 20 年前刚进入缅甸蹲点的时候，为了得到当地社区意见领袖的支持，到联合国计划开发署(UNDP)驻仰光办公室，去拜访一位大家公认很有智慧的长者 U Thein Aung。

我口沫横飞，说了一堆希望将商业效率带进传统公部门预算型的慈善计划里，以及计划的梗概，然后他从高高的文件堆里抬起头，拿下老花眼镜，温和但严肃的问我：

「我只有一个问题。我们国家这么穷，你来这里是打算要『为』社区工作，还是『与』社区工作?」(Are you here to work for the community, or with the community?)

我想了 2 秒说：「我是来与社区一起工作的。」

就凭着我这句话，他毅然从联合国辞职，开始跟我一起工作，直到现在。他甚至说，未来的有生之年，也要把所有剩下的力气，用在我们共同努力的计划上。

图/Evan Kirby@ unsplash

影响并非来自组织型态，而是参与者的「态度」

在冲突地区长期面对社会问题的经验，让我深刻意识到，有效的、可预期的长期影响，真正的重点根本不在于用贩卖或援助的形式来面对社会问题，也不在于挂的招牌是非营利组织、社会企业，还是营利事业公司，而是在参与者的「态度」。

徐沛然在新作《社企是门好生意?》里说，真正的重点是「如何提升当地的能力、技术、知识和经验。能够培养出发展中国家自己的专家，他们就可以在自己社会的脉络当中，满足他们自己的需求和解决问题。」、「这就是『为』发展中国家设计和『让』发展中国家设计的不同。而后者往往才能够带来更长期有效的改变。」

我同意他所说的，在强调以商业行为赚取收入的社会企业定义中，把社会问题商品化，就算能够满足更多的「需求」，也不等于真正「解决问题」，如同他书里所举例：「不处理、也不说明这些更为深层或直接的问题，只强调消费其净水产品就能够拯救众生，不仅有避重就轻，误导民众之嫌，这样的商业手法恐怕也有伦理争议。」

图/feliperizo.co | heart made @ unsplash

即使是同一个社会企业，开枝散叶之后，在地负责人不同的经营理念，也会产生质变。徐沛然以世界各国协助街友自立的《大志》杂志(The Big Issue)为例，解释其通常除了贩售杂志，还会另行成立基金会，再由基金会协助销售员解决食衣住行方面的问题。然而，台湾的《大志》在 2010 年创刊，一年半后就宣称达到收支平衡，但一直到 2018 年底为止，都还没有循相同模式成立扶助销售员的基金会，只是不断强调「购买《大志》就等于帮助街友」的说法。当然即便成立基金会，也还是有着各种问题。包括像(书里的另一个例子)养乐多公司跟养乐多妈妈之间一样，《大志》仍旧不承认和销售员之间的僱佣关系。

当社会行动者被社会企业家取代;集体行动被个别消费取代;政治被专家治理取代;集体互助被个人主义取代;合作被『社会资本市场』的竞争取代;多样化的工作成果被标准化的『社会投资回报』取代;公民和公民权利被转化为客户或消费者;经济和政治的权利被定义为『拥有更多的选择』，这还是我们向往的社会问题解药吗?

徐沛然透过案例提醒我们，或许应该更仔细端详藏在细节中的魔鬼。

图/Solent Creatives @ flickr, CC BBY 2.0

图/rawpixel @ unsplash

社会企业并不是解决社会问题的万灵丹

社会企业除了有很大比例仍然得到政府的资金挹注，以至于不是真正的企业，另一个更值得担忧的是，许多成功的社会企业都使用「购买者」和「使用者」分开的商业模式，以至于喜欢这些产品、出钱购买产品赠送给使用者的有钱人，并不是真正的「使用者」;而穷人作为产品的使用者，往往住在世界的另外一头，既没有人问他们对于产品的意见，也没有资格要求售后服务。真正的使用者被消音，对产品的意见也无法透过市场机制反馈。也就是说，无论使用者对产品的评价与好恶如何，都不会影响产品的销售数字，让许多社会企业靠着这个漏洞，舒适的生存在伦理的灰色地带。正如徐沛然所强调：

受赠的使用者对产品或服务的提供者来说，另外的重要作用就是提供一些感人的故事，或是幸福开心地使用产品的影像，以满足购买者「行善」或「帮助他人」的心理需求。毕竟对于购买者来说，透过产品的生产者传递讯息，是他们认识使用者的最主要途径。而当然不会有任何的产品生产者或服务提供者，会主动向客户揭露其产品或服务的负面讯息。

就像标榜穷人银行的微贷计划，如果只是推广「大家一起借钱做生意」，而不去面对并处理这些制造贫穷真正的结构性原因，就算有少数成功案例成为广告牌明星，整体社会却还是继续处在贫困之中。同样的，如果不去处理，也不向出资者说明这些更为深层或直接的问题，只强调没有钱可以借钱，或是没有安全用水可以购买净水产品，认为这就能取代政府的失能，那不但避重就轻、误导民众，这种商业手法也曲解了经济行为、强赋予道德诠释，实际上只会造成新的伦理争议。

图/Kat Yukawa@ unsplash

这也是为什么徐沛然强调，社会企业「需要以公益或慈善为目的」的初衷，往往沦为「作文比赛」。只要有高明的话术，知道怎么强调企业的社会功能，几乎所有的企业都可以被包装成社会企业。

在卸下这层话术包装之后，社会企业和一般企业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社会企业就是企业，要能够满足消费者需求，要能够赚钱。这也是为什么当我们顺着社会企业的逻辑与定义分析时，会得出『Living Goods、联合利华跟安利都是社会企业』的结果。

「社会企业」这几个字，就像过往的「乐活」、「有机」、「国民幸福指数」一样，陷入望文生义但概念模糊不清的窘境，鲜少从本质被思考、被质疑。如果我们能够因此意识到，社会企业并不是解决社会问题的万灵丹，将社会问题商品化也不等于「解决社会问题」，且我们对于解决社会问题真正需要的能力、使用的逻辑以及必须具备的态度，必须重新思考，那么，或许对于正在找路的梦想家，这本书就能成为一记难能可贵的当头棒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