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德之

华民慈善基金会理事长

尊敬的公益界的朋友们，当我们回顾40年改革开放的历程时，我们共同见证慈善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由感慨万千，这其中凝聚着我们慈善人的付出和心血。在这里我要特别向公益界的朋友们，向推动慈善事业发展的各级政府表示崇高的敬意！

我本人1979年上大学，到今年正好是40年，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是一个参与者，也是一个受益者，从一个大学生到一个官员，后来到一个企业家，再到一个慈善工作者，我正好是伴随着改革开放四十年成长和发展的。

主办方给我出的题目是“财富的责任”，财富的责任在我看来，更多的是拥有财富的人怎么把财富用好，怎么使财富用得更有价值。下面我想从一个企业家兼公益人士的角度，谈几个观点供大家参考乃至批评。

改革开放40年，从整体上来看，经济上受益最大、发展最快的人群应该是我们这些企业家。但是同时我还认为，可能受伤最多的也是我们。我总是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们？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关于民营企业各种各样的说法很多，好在党中央及时发出了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号令，特别是习主席的讲话，使我们感到一股民营经济发展的春风又在扑面而来。

但是我的感触是春天即将来临，但目前仍然有些“冷”。怎么说？民营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之中，我们总是感觉难，或者说怎一个“难”字了得，我们做人难，做事难，感觉不知道怎么跟政府打交道，不知道怎么跟银行打交道，也不知道怎么跟员工打交道。感觉各级政府都是在放水养鱼，但是好像好多鱼都死了。每次调整都是首先调我们，现在有些政府说我们是“老大”，有些地方开会还把我们请到中间坐上，其实我们不需要，我也不喜欢“老大”这个概念，“老大”这个概念对于市场经济并不是一个好现象，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基本的平等的公民待遇。

我们期待春天快点到来，希望这个春天不仅仅来到电视上、报纸上，更要来到我们的心里。

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多年前的一次经历。十几年前，我曾陪一个中央领导同志走过一次丝绸之路，从西安出发沿着河西走廊一直走到天山。走过之后我有一个疑问，这个疑问后来也被称之为“卢德之之问”。那就是为什么丝绸之路上很少有我们商人的足迹？

丝绸之路是我们商人开辟的，主要是商道，而且据我了解主要还是民营企业家开辟的。为什么？当时国家的外贸还不发达。但是从丝绸之路上走下来，就会发现基本上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文人墨客的足迹，很少有我们商人的足迹，好像骆驼和马都是自己走，而不是我们商人牵着。这是什么原因呢？

如果把社会比喻成土壤，把企业家、商人比喻成种子，我认为我们的土壤有问题，我们的土壤不肥沃。商人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里头是排在末流甚至是不入流的，大家都喜欢有钱，但是不喜欢挣钱的人，或者认为做商人的人是“不太正经”的人。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我们不仅土壤有问题，种子本身也有问题，因为商人有了钱以后就想去当官，有了钱之后就想去买点地，成为地主，再搞一个县长、州长一类的官一当，就成了官了。

所以很多人的总结，中国历史上商人富不过三代，不是说真的富不过三代，而是以商人的形式存在不过三代，他可能摇身一变，成了官，成了地主，所以富不过三代的本质，在我看来，是因为“商”不过三代或“善”不过三代。因此，我们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首先必须要做改良土壤，培育良种的工作，必须要建立与现代社会相匹配的财富观。

我认为与现代社会相匹配的这种财富观就是资本精神。什么是资本精神？这是我首倡的一个新的概念。这是一种新的资本观。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资本时代，从这个角度来说，资本精神也就是一个新的财富观。什么叫资本？大家肯定都知道，资本不是一般的钱，而是特殊的财富，是能生钱的钱，是钱它妈。

但是我们传统的观念里，总是在想当然的认为资本不是个好东西，总是不自觉地说资本的坏话。这就形成了一种自相矛盾的现象。一方面，我们都喜欢资本，包括各级政府都希望经济要发展，要搞资本运作，但是一讲到资本的概念，老是停留在过去的理解，老讲它的坏话。时代不同了，到底怎么来认识资本？我认为资本是能够产生新财富的财富。

为什么把资本和精神放在一块？在我看来，资本是要需要引领的，如果不加规制，资本就可能如进入瓷器店的脱缰的野马，被引到坏地方去了，我们需要用一种道德的力量、精神的力量，让资本这匹脱缰的野马在有利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范围内活动，这种精神我就称之为资本精神。

资本精神就是资本发展背后的内在的动力以及道德精神。资本精神的内容，我把它称为“三个拼命”，也就是拼命地挣钱，拼命地省钱，拼命地为神圣事业而花钱。亚当·斯密给自己写了一个墓志铭，他说自己是《道德情操论》的作者，说明早在资本主义发展时期，亚当·斯密就已经意识到了道德对于资本的重要性。马克思·韦伯的《资本主义与新教伦理》更加深刻地阐述了资本在资本主义时代必须拥有的道德精神。

这里，我给大家讲一个《圣经》里头的一个小故事，上帝和挣钱的关系。有一次，上帝要出差，就把三个弟子叫到身边，给了大弟子5000块钱，给了二弟子3000块，给了三弟子1000块，回来的时候，大弟子5000块变成1万块，二弟子3000块变成6000块，三弟子把1000块钱埋在地下。上帝说你不知道我的钱不够吗？我要行善天下。上帝就把三弟子的钱交给了大弟子。所以我认为上帝也是喜欢会挣钱的人，喜欢有钱的。

第二个故事也跟上帝有关。是讲一位青年才俊想上天堂，就跟上帝说你怎么不带我进天国啊，上帝说你把你所有的钱分给穷人，就跟我走吧。这个财主觉得自己好不容易挣那么多钱，心里不免犹犹豫豫。所以上帝说富人上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这说明上帝不喜欢挣了钱却不把钱拿出来的人。

最近大家都在热议中国历史上的范蠡，认为范蠡曾三次散尽家财，最适合做财神了。为什么这样说呢？不管是东方文化还是西方文化，大家都认同作为财神，首先你要会挣钱，其次挣了钱以后不能只是自己花，要与大家共享，要交给社会。

总之，应该确立几个观念。第一，挣钱是光荣的，能挣钱的人、会挣钱的人应该得到社会的尊重，还应该鼓励他们挣更多的钱。所以，我不赞成裸捐，为什么？全部裸捐之后就没有这个继续挣钱的本钱也就是钱的“种子”了。第二，挣钱要挣良心钱，要遵纪守法。第三，挣钱要讲社会责任，要有共享意识，要有奉献精神，比如说积极参与慈善事业。

人类文明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我们发现当今哪一种文明取代另一种文明或者战胜另一种文明，都是不可能的。文明的发展要通过交互或升级的方式实现。文明应在两个系统或者更多系统之间的交流与互鉴，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求同尊异，在融合的基础上实现文明的升级，文明是很难重建的，但是必须要升级。我把人类在追求文明交互与升级的过程之后的新文明称为共享文明。

富人应积极投身现代慈善事业。《慈善法》的颁布在全国掀起了热潮，全民参与慈善、人人慈善的热潮，但是慈善对于有钱人来说更是一种责任。富人做慈善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我不主张裸捐，但是有人愿意裸捐是他自己的事儿，应得到尊重。有的人是在活着的时候捐，有的人死了以后再捐。有的人一边做事业一边做慈善。有的人多捐，有的人少捐。有的人高调，有的人低调。都没关系，这都是个人的选择。曾经有人问我慈善应该高调和低调的问题，我说不管高调、低调，只要唱的是真调就是好调。

在做慈善的过程中有两点需要重视，一是建立家族基金会，第二建立慈善信托。家族基金会在国外是一种很成熟的家族传承模式，家族传承到底传什么？无非一方面是传物质，一方面是传精神。企业传给后代这是传物质，精神、文化怎么传？得通过一些机制，像家族基金会就是最好的方式。

从社会制度上来讲，文化上来讲，中美各有各的优势，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合理性，我们不能模仿和复制美国的经验，但是像美国这个国家之所以能说他伟大，最重要的是他有几百家伟大的家族在支撑着国家的发展。这些家族是怎么变得伟大的？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建立了家族基金会。

大家看看我们中国的历史，1949年以后不说，1949年以前家族的传承生命最长的是文化家族，孔子的八、九十代都能找到；第二是政治家族，一个朝代一个家族；最短的是经济家族，刚才说了很多原因，富不过三代是有原因的。

在家族传承的过程之中，建立起家族基金会，家族成员积极参与到这样一个慈善过程中来，同时按照社会化的管理，按照专业化的治理，做好家族基金会，这一定是一种很重要的家族发展的方式。

公益信托经过各个方面的推动，《慈善法》已经把这一章写进去了，这一点很不容易，郑功成老师和很多专家都有很大的功劳，同时民政部门也出了很大的力。四年前，我们就开始跟深圳市民政局做公益信托试点，最终摸索出了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公益信托、慈善信托最近得到很好的发展，也是未来很重要的方向。

当然还可以有各种方式，有的人不愿意做家族基金会，也不愿意做信托，就愿意把钱捐给别的慈善机构，那也可以。有的人希望通过影响力投资，通过企业发展实现自己的社会影响，也可以。对家族来说，只要实实在在把钱拿出来，认认真真去参与到慈善事业当中来，不问东西，不管什么方式，都是好的。

在我看来，建立科学的财富观是实现民族复兴的一个必要条件，同时也是我们的历史使命。我们慈善界同仁们应该加强联合，不仅是国内，国际也应该加强合作。在这里，我再次呼吁让全世界慈善人联合起来，因为富人联合起来穷人很难受，穷人联合起来大家都难受，只有好人联合起来，这个社会才会更加美好。

企业界、慈善界、政界、学界应共同努力，为发展21世纪中国慈善事业、为建设人类共享文明做出我们的贡献！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