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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5日，第十五届(2018)中国慈善榜正式发布，榜单显示：本届上榜慈善家共172位，2017年度合计捐赠76.0817亿元。上榜慈善企业721家，2017年度合计捐赠120.7864亿元。与2016年度相比，呈现明显增长态势。

“在信息科技迅速发展的今天，富人从事慈善事业的方式方法也更加多元，更加具有创意。而富二代们，包括一些新富阶层的慈善家都很年轻，跟国外接触很多，能够及时把国外先进的慈善方法引进来。”相比于公募基金会，家族基金会花自己家族的钱，他们更应该也更有可能从事一些引领性的、创新性的、有影响力的慈善活动，开展更可持续的、更有生命力的慈善项目。

邓国胜

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慈善事业需要每个人的常态性参与

《中国慈善家》：七年前，你曾提出，“我们的困境是因为我们只认识到慈善对政府财政资金的补充作用，但没有认识到慈善真正的意义和价值”，“慈善更重要的是弘扬人与人之间互相关爱的精神”。七年过去，这种境况有根本性的变化吗？

邓国胜：我们为什么要发展慈善事业？各国的经验表明，慈善事业能募集到的资金跟政府的财政收入相比，占比非常低。所以，发展慈善事业，其意义绝不仅仅在于资金，它真正最重要的意义是在人人追逐利润的市场经济背景之下，弘扬一种相互关爱和帮助的精神。应该说，在这方面，近年来我国还是取得了长足进步，但还没有根本性的变化。

变化之一是政策层面。随着政府对慈善组织、慈善事业认识的不断提升，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有助于慈善事业发展的政策、法规。例如，雅安地震之后，民政部就出台了《关于四川芦山7.0级强烈地震抗震救灾捐赠活动的公告》，首次不再指定仅少数公益慈善组织可以进行救灾募捐，也不再将公益慈善组织募集资金集中由政府统筹使用。政府的角色定位准确，不再将慈善资源简单作为财政资金的补充，而是注重激发社会的活力，这样才能让公众和慈善组织更好地参与救灾。 

2016年《慈善法》的颁布，也再次说明政府和社会对慈善产生了更多共识。特别是认识到慈善活动重在人人参与，重在发挥慈善组织的作用。然而，从各地的实践看，当前仍然有不少地方存在政府角色错位的做法，仍然只看到慈善对政府财政资金的补充功能，而没有真正认识到慈善事业发展的作用与价值。

《中国慈善家》：当时你总结称，中国现代慈善的主要组织体系有慈善会系统、基金会系统、红十字会系统。这一点如今有什么变化吗？中国公益行业中是否崛起了重要的新力量？

邓国胜：2016年《慈善法》颁布后，慈善信托的兴起意味着我国慈善事业发展中，出现了一支重要的新生力量。目前，全国已经有30多个慈善信托备案，而且，个别慈善信托的规模比较大，例如，美的集团创始人何享健最近捐赠了20亿现金和1亿股权，（总共）60亿，主要通过慈善信托的方式来运作。另外一个重要的新生力量是社会企业。近年来，我国社会企业发展比较迅速，成为解决社会问题的一种新的创新模式。

应该说基金会自身也有很大变化。原来我们的公募基金会更多是官办背景的基金会，这些年，非公募基金会快速成长，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家族基金会、社区基金会、企业基金会。

中国慈善有可能借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实现跨越式发展

《中国慈善家》：据近几年数据，美国年度慈善捐款中个人占比高达三分之二以上，而中国慈善捐赠中个人占比从2013年开始连续三年不到20%，并且还有波动与下降。我们的慈善捐赠应该如何由外部刺激导向变成内部自发？

邓国胜：未来还是要加强慈善文化的培育，这有一个过程。客观地说，目前中国的公众捐赠与志愿参与度不高，我们的捐赠主要还是依靠企业，企业捐赠大约占到70%到80%左右。与美国相比，正好是相反的。美国个人捐款占比大概是70%到80%。然而，慈善最重要的就在于人人参与。这一方面说明我国慈善捐赠的结构还不尽合理，公众参与度太低；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未来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空间很大。

这些年，随着我国互联网行业的发展，人们可以通过阿里巴巴、腾讯等公益平台捐赠，个人捐款的门槛急剧降低。以前人们需要通过邮局和银行捐款，大灾的时候，甚至要排长队。钱汇少了，手续费都不够。而现在，人们通过互联网捐赠，非常便捷，而且可以一次捐几分、几元。

互联网公益平台的反馈也比较及时。以前，人们捐钱之后，很难知道捐款的流向，更不清楚捐款的效果，因为反馈的成本太高。现在，通过微博、微信等信息技术，信息反馈、监督的成本极大降低，这也有利于激励人们的自愿捐赠行为。这些年，我国一个积极的变化就是基于互联网的个人捐款发生急剧增长，参与的人次也大大增加，支付宝、腾讯等平台的公益捐赠人次都是以亿为单位。

《中国慈善家》：我国基于互联网的公益创新是否处于世界领先位置？

邓国胜：应该说，这些年，中国基于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公益创新发展很快，甚至在一些领域比美国的发展还快。我个人的总体判断是，原来我们的社会创新跟国外相比差距很大，而现在，随着被称为“中国新四大发明”的共享单车、网购、网付与高铁的崛起，中国信息技术的弯道超车，基于互联网、物联网、区块链等信息技术的公益创新完全有可能快速追赶发达国家，甚至超越发达国家。

这几年我国基于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社会创新层出不穷。以蚂蚁森林、蔚蓝地图等为代表，这些创新模式都源自中国。我认为，如果我们能够抓住互联网公益的机遇，中国的公益慈善事业完全有可能实现跨越式的发展。

《中国慈善家》：可能我们的现代慈善文化也会从互联网公益中生长出来？

邓国胜：对，会有一些新的生长点，但是技术不是万能的，也要建立在人文的基础之上。为什么我们这几年发展快？也是因为我们理念已经跟进了，之前技术没有跟进，所以就有一个隔阂在那里。现在信息技术进步这么快，就能帮助我们缩小价值与技术之间的差距。

中国富人慈善需要交流、团结和联盟

《中国慈善家》：中国缺乏美国的宗教文化基础，你认为中国富豪的慈善启蒙来自于什么？目前完成得如何？

邓国胜：西方慈善事业的发展受基督教文明的影响很大。基督教认为人是有原罪的，因此上帝要求大家做慈善来赎罪，慈善是一种他律行为，例如“十一税”，属于强制性的。中国历史上受佛教、道教与儒家文化等的影响较大。佛教讲究发心，基于自律行为。儒家文化也主张“仁”，但不是强制性捐赠。虽然东西方文化传统不同，但东西方慈善各有各的特色。例如，中国晚清和民国初期的慈善也比较兴盛，只是文革时期中断了。现在，我国台湾地区和香港特区公众的捐款都非常活跃。

目前，我国富豪的慈善启蒙、财富观念还处于起步阶段。不过，这些年富人慈善确实发展很快，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法律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另外就是中国富人财富的快速增长，原始资本积累初步完成。现在中国的富豪数量已经排在了全球前列。当财富累积到了一定程度，富人们就会开始思考社会责任问题。

这几十年来，全球兴起了企业社会责任的运动，人们逐步认识到企业家不仅要创造财富，增进就业，而且要对消费者、员工、社会负责。企业家也会认识到，能力越强责任越大，他们应该为构建一个更美好的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否则即使财富增长了，但土地和水资源被破坏了，空气变糟糕了，疾病肆虐了，富人也很难独善其身。企业家不仅要挣钱和纳税、解决就业，而且要利用自己的力量与资源，更好地解决社会问题。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反过来也可以为自己企业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相辅相成。

《中国慈善家》：截至目前，共有170名来自21个不同国家、年龄从30多岁到90多岁不等的慈善家宣誓加入沃伦·巴菲特和比尔·盖茨夫妇发起的“捐赠誓言”（The Giving Pledge），而放眼财富数量同样令世界瞩目的中国企业家群体，不但缺乏一呼百应的慈善领军人物，而且富豪的捐赠行为似乎更易引起争议？

邓国胜：这个原因很复杂。之所以争议很多，还是因为人们在慈善方面缺乏共识——为什么做慈善？怎么样做慈善？怎么样才算好的、智慧的慈善行为……整个社会缺乏共识，有时候就容易出现道德绑架，甚至仇富心理，富人的捐赠行为也就容易出现争议。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富人做慈善就容易陷入两难，不做慈善是缺乏怜悯之心，而从事慈善活动就是作秀。

我以为，问题的解决之道还在于培育良好的慈善文化，要加强媒体的宣传、学校的教育，增进人们的共识。另外，富人慈善也需要多交流，多沟通，相互学习，引导中国慈善事业健康发展。这也是这个领域需要慈善家联盟的原因之一。如果缺乏交流与学习，社会在慈善方面就容易缺乏共识，好的、高效的慈善创新就不容易扩散，就难以惠及更多的穷人，难以推动社会文明的进步。

《中国慈善家》：如果从影响力角度来说的话，从“中国首善”到真正的中国慈善家领导者，你认为还有多远的路要走？

邓国胜：目前不能对中国企业家的慈善行为要求过高。发达国家企业家做慈善也是经历了上百年的历史。虽然中国的慈善有悠久的历史，但是我们的现代慈善起步很晚。所谓现代慈善跟传统慈善的区别之一就是前者是以组织化的方式进行，有健全的治理结构，有完善的问责与监督体系。传统的富人慈善行为主要是输血式慈善，属于个人行为，不是一种组织化的行为，就好比家族企业而不是现代企业，现代企业是产权明晰、治理完善、管理高效的。

中国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慈善事业的发展是晚近的事情了，缺乏积淀，经验不足，发展需要有一个过程。美国有悠久的慈善历史，才慢慢形成了一批有影响力的慈善家，而且出现了一批年轻时就开始全身心投入公益慈善的企业家。我们的慈善家可能更多还是以生意为主、慈善为辅的，其慈善的专业性肯定还是有待提升的。

制度瓶颈被打破后将吸引更多富人参与慈善

《中国慈善家》：十余年前被问及是什么原因使得企业家对社会公益事业不太热心，你表示主要是他们刚刚结束自己的原始积累。而《2017胡润慈善榜》发布后，胡润表示，“客气地说，企业家还在忙着赚钱，慈善榜第100名的捐赠额与十年前相比没有变化，而百富榜第100名企业家的财富已经涨了7倍。”你觉得这个数据能够说明一些问题吗？

邓国胜：只能说明一部分问题吧。这个数据只是说，中国富人捐款的数量占他们自己财富的比例还是比较低的，财富增长得快，捐款数量增长得相对慢。但客观地说，这些年中国富人从事慈善事业的比例其实越来越高了，捐款的数量越来越大，以前哪有什么巨额捐款，现在动不动一捐就是几十个亿。

中国富豪捐赠虽然比以前要多，但是总体来说，跟国外比还是相对少的。美国三亿人口，有超过十万家基金会，大部分是家族基金会和私人基金会；中国将近十四亿人口，基金会不过六千家左右，很多还是公募基金会，私人基金会其实不多的。说明美国富人对慈善的认同和参与程度远远高于我国富人。

不仅富豪参与度低，我们普通老百姓的参与度更低。2016年盖洛普市场调查公司在全球140个国家和地区做公众慈善参与程度的调查，就三个问题：你上一个礼拜是否捐过款、是否做过志愿者、是否帮助过陌生人，最后得出来的指数，中国排在倒数第一。我们慈善参与人数的基数小，虽然在增长，但是水平跟别人还不在一个档次。

《中国慈善家》：互联网科技应用的迅速发展使得中国公益出现了一些新气象，但似乎主要集中在平民慈善方面，比如蚂蚁森林、轻松筹等。相对而言，富人慈善的创新是否更困难？但国外也有类似冰桶挑战等令人耳目一新的富人公益形式。中国的富人慈善近些年有哪些创新吗？

邓国胜：记得有一次我在北师大公益研究院的一个培训班讲课，讲到公益慈善的创新问题，当时我提出希望更多富人设立的基金会跟公募基金会不一样，因为是花自己的钱，所以可以做一些创新项目。而公募基金会要向社会筹款，要对捐款人负责，所以不太容易创新。特别是家族基金会花自己家族的钱，更应该从事一些引领性的、创新性的、有影响力的慈善活动，开展更可持续的、更有生命力的慈善项目，而不是像传统的慈善，谁生病了给谁钱，撒芝麻一样，这其实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只是一种输血，无法治本。

当时我讲到这个观点的时候，一家非公募基金会的秘书长就表示反对，她认为那些创新性的慈善项目太超前了，不符合国情。也有学员认为学者站着说话不腰疼。当然，这是几年前的事情。这几年，中国的富人慈善还是有一些变化。这家基金会自己也悄悄转变了，也在鼓励社会创新，支持一些创新性的项目。

特别是在信息科技迅速发展的今天，富人从事慈善事业的方式方法也更加多元，更加具有创意。而富二代们，包括一些新富阶层的慈善家都很年轻，跟国外接触很多，能够及时把国外先进的慈善方法引进来。另外，现在一些非公募基金会的管理团队比较专业。以前一些非公募基金会就是企业的员工兼职管理，而现在有的非公募基金会甚至聘请一些留洋归国的、专门学公益慈善相关专业的人才来管理，其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

《中国慈善家》：2014年，谷歌CEO拉里·佩奇表示，他宁愿将数十亿财产捐给像埃隆·马斯克这样的资本家来改变世界，也不愿将钱捐给慈善组织，因为他认为马斯克将火星作为人类“第二家园”等想法意义深远。佩奇说，“这才是一家公司应该做的，这也是一家公司博爱的象征。”对这一说法你怎么看？中国慈善仍屡屡面临“救急”还是“救贫”之问，而佩奇这样的“慈善”思路是否能够算作更先进的慈善思想？

邓国胜：我们希望捐款人是多样化的，有人愿意捐给基金会，有人愿意直接捐给穷人，有人愿意捐给一些大的资本家，没有谁对谁错，无非就是佩奇认为，钱应该捐给最有效率的人。当然，这也提醒我们的慈善组织，要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他（佩奇）认为慈善组织效率低下，并不能真正有效解决社会问题。

《中国慈善家》：十年前你提出了“中国富豪捐款为何这么难”之问，并指出严格规范基金会、降低民间基金会创立门槛与完善出台相关法律法规三条改善路径。如今再看，你认为这十年的中国公益发展在这三方面分别有怎样的进步？而下一个十年的发展将有哪些新的路径？

邓国胜：应该说都有进步，但是也都没有完全解决，比如说降低基金会登记注册门槛，跟以前比当然有很大的进步，但实际操作起来，有一些地方基金会登记还是蛮困难的。

未来，运用互联网、物联网、区块链等信息技术，肯定是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方向。中国的社会创新有可能借此实现跨越式发展，超越欧美。如今，我国无论是富人还是平民，这种基于互联网的慈善参与发展很迅猛，虽然现在总量规模还不大，但是增长非常快。

另外，我们的法律法规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制度上还有很多瓶颈，比如慈善信托的税收减免仍然没有落地，中国的社会组织怎么参与到国际公益慈善事业中去也还需要不断完善政策法规。一旦相关的制度瓶颈被打破，未来可能会吸引更多的中产阶级、富人参与慈善事业。所以，总体来说，未来的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前景还是非常广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