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的捐赠者和当地的非营利组织之间是如此的隔绝，使得它们相互之间的交流看起来就如同“鸡同鸭讲”。一方面，硅谷年轻、精通技术的捐赠者们想要的是“颠覆性”“创新”“指标”和“影响力”，而另一方面，那些非营利组织则苦于得不到他们的照顾。
位于加州圣何塞的硅谷技术中心
硅谷的技术对传统中间商并不友好。然而，硅谷却在慈善领域创建了一个中介机构，并很快成长为全球最大的基金会之一，这不免令人困惑。
10年前，由两家小型社区基金会合并组成的硅谷社区基金会，为本地区富有的捐赠人与他们想支持的非营利组织牵线搭桥。这些组织有的近在眼前，有的远在天边。
硅谷社区基金会名下管理的资产超过82亿美元。2017年，该基金会总共提供了10.8万笔资助，资助总额达到13亿美元。事实上，除了比尔及梅林达·盖茨基金会之外，它是当年美国资助额最高的基金会。
硅谷社区基金会傲视群雄，受到全美瞩目。但是因为基金会对捐赠者选择资助的慈善对象没有任何限定，一半以上的资助赠给了旧金山湾区以外的地方，剩下的大部分都给了像斯坦福大学这样的全球性机构。硅谷本地的社区组织和那些为贫困人口呐喊的倡导者们感到被忽视了。
一些社会评论家指出，涌入硅谷的财富已经使工薪阶层和中产阶层的生活更加艰辛，因此，富人有责任减轻一些由他们所带来的伤害。
这一论调确有争议。但是，毫无疑问，这一地区的贫富悬殊明摆在那里。姑且让我们将硅谷定义为两个县吧：圣马特奥县和圣克拉拉县。它们都位于旧金山市以南，是科技巨人苹果、谷歌和脸谱网的总部所在地。
一家名为“合资硅谷”的研究组织的数据显示：有大约270万人生活在这两个县，其中有76000名百万富翁；两个县有超过1100家私人基金会，坐拥总计316亿美元的资产。 然而，两县有80万人（占总人口的近1/3）需要公共或民间机构的补助才能维持生计。
硅谷社会风投基金（捐赠人集团）执行主任珍·拉陶伊说：“硅谷是收入不平等的原爆点，当地社区组织的日子很艰难。”
2017年，这些问题和统计数据因一份名为《赠与代码》的硅谷慈善报告而被曝光，并引发了广泛讨论。该报告的两位作者认为，硅谷的捐赠者和当地的非营利组织之间是如此的隔绝，使得它们相互之间的交流看起来就如同“鸡同鸭讲”。
一方面，硅谷年轻、精通技术的捐赠者们想要的是“颠覆性”“创新”“指标”和“影响力”，而另一方面，那些非营利组织则苦于得不到他们的照顾。
那么，接下来硅谷社区基金会怎样努力弥合这一鸿沟呢？作为湾区最大的资助机构，它是否有义务，以及有什么样的义务来减轻邻居们的苦难呢？更进一步地说，如果硅谷社区基金会不能解决该区域最大的问题的话，那它究竟应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一、由捐赠者决定钱怎么花
图为艾米特·卡森
卡森是硅谷社区基金会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他领导基金会实现了长达10年的惊人增长，年复合增长率达到了17%，而同期社区基金会一年的平均增长率只有5%。
在基金会2017年拿出的13亿美元资助当中，除了192万美元（不到2%）是自有的捐赠基金以外，其他所有资金虽然由基金会持有，但都受到捐赠者控制。这其中一部分是来自易趣、思科这一类企业的捐赠指导基金。
社区基金会负责财务管理，而这些公司保留对其资助方向的控制权。还有一部分来自所谓的支持性组织，它们与私人基金会很像，但运作起来限制少一些。迄今为止，硅谷社区基金会所持有的绝大多数资产都是捐赠者指导基金。
捐赠者指导基金(Donor-advised funds）是慈善资金的“停靠站”。
根据美国全国慈善信托的数据，捐赠者指导基金作为慈善业中增长最快的部分，已经从2010年的 336亿美元飙升至2015年的786亿美元。它们可以在社区基金会、宗教慈善机构、大学、银行或者资产管理公司的慈善分支机构那里暂时停留。
因为税收原因，捐赠者指导基金对那些通过公开发行股票或出售公司而获得大量资本收益的捐赠者来说有特殊的吸引力。这样的人在硅谷有一大批。这些捐赠者想把钱捐给慈善事业，但尚未决定怎么给，什么时候给。
捐赠者把他们的资本收益存入一家捐赠者指导基金，申报后就能马上获得税收优惠。与此同时，他们对委托管理基金的伞形组织进行“指导”，直到决定将钱捐到哪里为止。（富达的调查显示，90%的捐赠者将税收优惠作为设立捐赠者指导基金的主要理由。）捐赠者指导基金对支出没有限制，基金捐赠者还可以匿名。
捐赠者指导基金依靠的是一个被广泛忽略的法律拟制。尽管法律要求捐赠者指导基金要找到类似硅谷社区基金会的慈善机构来进行托管，但实践中还是由捐赠者决定钱怎么花。
卡森和他的12人左右的发展团队在一个已经人满为患的市场里运作。他们一边跟富达、施瓦布等低成本、大规模的金融理财公司竞争，一边又得同昂贵的私人慈善咨询机构竞争。此外，有专职人员的家族基金会、宗教组织联合会、有政治倾向的捐赠者指导基金，以及捐赠者团体都是他们的竞争对手。
难怪卡森不喜欢很强势地去游说捐赠者。他解释道，硅谷社区基金会员工并不把自己看成是倡导者，甚至也不是什么咨询师，而是担当召集人或者伙伴的角色。
卡森说：“传统的社区基金会是那种自以为是的引导者模式。我要引导你畅游慈善世界我要将你带到到我熟知的路径上去。跟着我走，就可以避开艰难险阻。”
但卡森不会这么做：“我们会告诉捐赠者，外面是一片丛林，让我们一起共同学习。”他对成功的定义就是让捐赠者感到满意，或者用商业的行话来说，他们愿意成为“回头客”。他说：“这笔资助实现了你作为捐赠者的目标了吗？它对社区有帮助吗？它让你想在社区里做得更多吗？这才是我试图促成和成长的，而不是我让你做了我想做的事情。”
卡森可没有耐心去回应那些质疑其全球资助的声音。他指出，硅谷社区基金会的战略计划是他加入基金会之前就制定了的。根据该计划，基金会的定位是“满足捐赠者伙伴的需求，无论他们在哪里；支持他们心系的社区——无论是在本地，在全美，或是世界任何一个地方”。这一“社区无疆界”的观点反映了硅谷作为全球人才“磁石”的人口结构特征。
卡森和他的同事不会去指挥捐赠者指导基金的持有者们向何处捐赠，但是他们可以支配属于硅谷社区基金会的捐赠基金以及每年筹集到的其他资金。然而遗憾的是，在硅谷社区基金会所持有的82亿美元资产中，只有2.16亿美元，不到总资产的3%属于捐赠基金。
2017年，硅谷社区基金会通过捐赠基金配以其他筹款，在自主资助项目上共支出了1920万美元。所有这些资金都用于支持当地的4个社会领域：教育、移民教育、地区规划和经济安全保障。这4个领域将许多非营利组织排除在外，包括那些艺术、环保组织，特别是社会服务组织，如食物银行和无家可归者避难所组织。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硅谷社区基金会的这一战略方针都是对社区基金会固有文化的一种背离。卡森说：“基金会过去到处撒钱的方式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力。”曾在半岛社区基金会工作过的伍德对此表示赞同。她说：“今天的我们是一个比过去更有勇气的基金会。”硅谷社区基金会的资助项目主要围绕研究、倡导和政策工作。
一些评论认为，硅谷社区基金会应该把步子迈得更大一些。曾担任圣马特奥县行政官的约翰·莫尔特比希望基金会能够参与扶贫和解决保障房问题。他说：“如果你问生活在硅谷的普通人‘什么使你的生活更艰难’，他们会谈到交通，也会谈到住房。这些问题硅谷社区基金会都没有怎么介入。如果这些问题从来都没有被摆在议事日程上，那么我会质疑它对社区的重视程度。我感觉它越来越被捐赠者牵着鼻子走。”
卡森说：“我们总是向我们的捐赠者谈资助机会。”不过，他认为当地非营利组织需要证明自己的能力。他抱怨道：“我已经放弃了代替每一家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官员来证明他们能力的想法。”
尽管卡森和硅谷社区基金会试图在硅谷做更多的事情，但结果却乏善可陈。这一结果呼应了《赠与代码》报告的描述：“硅谷当地的慈善家和非营利组织之间关系紧张，存在沟通障碍，它们之间总是视而不见。”
该报告的合著者希瑟·麦克劳德·格兰特认为，新一代的年轻慈善家在科技行业致富，他们对传统形式的非营利组织兴趣不大。她说：“年轻一代为慈善带来了创新和颠覆性方法。他们将捐赠看成是一项投资，而不是慈善。他们对颠覆现状非常感兴趣。”
索布拉托家族基金会的瑞克·威廉姆斯认为，富有的捐赠者和当地非营利组织的脱节并不是由于缺乏同理心，而是由于“缺乏社区根基”。硅谷的大多数人是从别的地方来的，而且他们中很多人埋头自己的事业。
硅谷社区基金会对2016年13亿美元的资助总额深感自豪，但是好看的也只是这个数字：13亿美元中的绝大部分是来自捐赠者指导基金和企业的“过路慈善”。另外，总额中将近42%是一笔5.5亿美元的单一捐赠。这一交易凸显了少数大额捐赠者对硅谷社区基金会筹资总额影响巨大。
举例来说：2013年，扎克伯格向硅谷社区基金会捐赠了1800万股的脸谱网股票，市值价格接近10亿美元，占当年该基金会筹资总额的70%；2015年，硅谷社区基金会70%的捐款来自12名捐赠者。
从这些大额捐赠的时机可以看出，捐赠人的捐款动力主要来自抵销因股票变现所带来的资本收益。
例如，GoPro公司的尼古拉斯·伍德曼和吉尔·伍德曼2014年给硅谷社区基金会捐资5亿美元。这一捐赠发生在GoPro公司向公众出售股份后不久，并在伍德曼兑现3亿美元股票现金之前。而此时捐赠给硅谷社区基金会，则很可能可以抵销因这次出售所需要支付的税款。
谈起管理费，硅谷社区基金会对捐赠者指导基金的收费在同行中绝对算不上优惠。它对300万美元以下的基金收取1%的年费。基金账户上钱越多，收费比例便会低一些。
既然收费高，那捐赠者又能得到什么呢？我们听到了一些捐赠者的抱怨。3位高净值捐赠者告诉我，他们在硅谷社区基金会开立账户是因为想支持当地社区，但他们越来越对基金会所提供建议的质量感到失望，甚至在要求基金会工作人员推荐当地资助机会时，仍然得不到满意的回应。
还有其他迹象表明捐赠者对硅谷社区基金会的不满。
根据硅谷社区基金会2016年的年度报告，2016年最大的资助之一是一笔价值2500万美元的“捐赠”，赠予对象则是高盛旗下的捐赠者指导基金。2015年和2016年的两年间，硅谷社区基金对富达、施瓦布、先锋、美洲银行和其他“捐赠者指导基金”另有将近2100万美元的“捐赠”。这些钱只是转到了金融机构的账上，它们对慈善没有一点贡献，可在硅谷社区基金会那里却被标记为“资助”。
所有这些都让我们难以准确地去回答本文开头提出的问题：硅谷社区基金会的影响力和角色究竟是什么？
硅谷社区基金会的确鼓励了硅谷的富人们变得更加慷慨大方：通过捐赠者指导基金给富人们提供了更便捷、能节省所得税的捐赠方式；将资产放入基金账户，一方面可以继续获得财务回报，另一方面可以去制定慈善捐赠策略。
你也会同样期望，硅谷这些挥金如土的富豪们能够更切实地去改善那些不那么幸运的邻居的生活。但迄今为止，我们没有看到什么改善。卡森和他的团队在与其他基金会协作上动作迟缓，他们还未能或没有兴趣将硅谷社区基金会建成一个让硅谷的大佬们联合起来，推进令人振奋的变革性行动的中枢机构。
硅谷是一个多金、多智商，同时又存在根深蒂固的社会问题的地区，却打造出了一家除了财大气粗以外，表现平庸的社区基金会。
为了让所有生活在硅谷的人都有更好的机会，硅谷社区基金会要变得更创新、更协作和更关注穷人的需求。最重要的是，硅谷社区基金会必须通过改变了多少人的生活，而不是管理了多少资产，来衡量自己的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