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理解的儒家是具有活力的，是活泼的。儒家需要中国当代的学者、百姓共同继承下来，走向民间，走向社会。”2006年，朱翔飞在博士后出站后谢绝了多所大学的邀请，选择到北京四中主管国学教育，创办孔阳国学工作室，成为全国第一位专职国学教师。
十二来，孔阳国学工作室影响的人群不断拓展，但中学国学教育始终是重点。“就是要把温暖带给孩子们。”朱翔飞说。
2017年11月，孔阳国学工作室入选“敦和•种子基金”（下称“种子基金”）每年获得30万元资助。在大学社团的影响人数、规模有所提升的基础上，孔阳国学工作室更是成立了网校“孔阳国学堂”，通过互联网平台，开设适用于不同层次的儒学学习者的多种课程，仅仅半年多时间，就有各年龄段近2000人在网校平台上注册，开始自己的精神生命追寻之旅。
“像是吃了一颗‘定心丸’”。朱翔非直言。在遇到敦和基金会前，孔阳国学工作室以学友捐赠维持运营，十年间，他们把儒学的种子从北京四中播撒到了多所大学，但在校园之外影响力有限。
孔阳国学工作室“我们的时代”公益会讲
“像是吃了一颗‘定心丸’”
“现在气候不错，是成长的好时期。种子（“种子基金”入选组织）要保持自己的个性和本我，有自己的秉性和坚守。种子们要扎根在土地上，坚守不可转让的尊严与责任。”敦和基金会执行理事长兼秘书长陈越光对当下的国学传承环境表示乐观。
当下的国学传承，可谓“冰火两重天”。国家层面，倡导民族文化复兴、鼓励国学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成为国策。另一方面，众多草根国学传承机构囿于人员、资金、传播等方面的困难，苦苦支撑。
“他们多数不具功利性，受着热情驱使在某一传统文化领域默默耕耘，但这些组织大多自我造血能力不足、处境艰难”。“种子基金”评审、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徐勇曾这样描述相当数量国学传承机构的生存状况，。
在这种国学传承环境下，2014年，“敦和•种子基金”作为敦和基金会在国学传承方面的重要项目正式启动。“种子基金”起步第一年，招募公告一经发出就有100多通电话打过来咨询。
头两年，“种子基金”倡导培养公益机构投资理财能力，向入选机构提供每年300万元的本金供其理财获得收益。2016年开始，“种子基金”聚焦文化领域，转向为开展国学传承的各类社会组织提供资金及其他配套支持，资助周期一般为连续3年，每年资助额度为10-30万元之间。
“种子基金”的筛选环节堪称严格。据“种子基金”项目官员武潇介绍，种子基金“初筛”环节有四个基本标准：开展国学传承；有稳定的工作成员；符合国家法规政策；提交完整且真实的申请。经过初筛，从中选出30家左右进入实地调研环节，最后再选出20家进入最终的专家评审，现场投票选出受助“种子”。
敦和基金会以“投资”思维寻找“种子基金”合作组织。大部分资助项目喜欢资助行业细分领域的头部机构，而“种子基金”偏好“木桶相对较短的那块”。“如果只资助最好的机构，这个领域作为整体的短板就永远提不上去，只有均衡发展才是一个比较完整和健康的生态，而不是单极分化。”武潇告诉“社会创新家”新媒体。
对于大部分入选的受助组织而言，“种子基金”的支持犹如“雪中送炭”。有的受助组织在“种子基金”的支持下走出生存困境，有的扩大了国学传承规模，还有的创新了国学传承方式。
在云南，“种子基金”以图书室的形式走进当地的孩子们的生活。云南士恒教育基金会在加入“种子基金”后，“诚明图书室”项目在2017年一年内捐赠图书室11个，完成数量为原计划的三倍，为更多云南省偏远地区儿童提供更好的阅读和学习条件。图书室也成为投进当地凡庸单调生活的一束鲜亮光芒。随着图书室的入驻，士恒基金会“诚明国学支教”项目陆续赴建立图书室的学校开展国学支教活动。
曲阜国学院在“种子基金”资助下，这家致力于开展青少年传统文化教育的机构，完善了教室、教学器材等硬件设施，“老师们受到鼓舞，教学信心明显提高。”
上世纪初，国学大师梁漱溟就指出中国乡村的最大挑战之一是伦理破坏和文化失调。2012年底开始，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儒学研究室主任赵法生开始组织一众大学教授自费在孔子出生地尼山脚下做乡村儒学建设实验。此后，赵法生及相关学者主导发起了山东尼山乡村儒学义工团，旨在重建乡村伦理教化体系。2016年，义工团入选“种子基金”计划后，项目资金支持直接推动机构建设标准化乡村讲堂14处，完成教师培训100多人，并于2017年7月正式成立泗水县尼山乡村（社区）儒学研究发展中心。
乡村儒学讲堂
在敦和基金会理事、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公益创新研究院院长康晓光看来，“种子基金”定位于推动更新和完善教化系统。“一个活着的文化，必须能够对人们的思考和行为产生影响。而文化要对现实中的人产生影响，只有通过教化过程才能够实现。”康晓光认为。
“资金”之外
除了资金支持，“种子基金”从能力建设、传播推广等方面多维度支持受助的国学传承组织。
“种子基金”以“积极求其次”的策略筛选资助机构。在与各家组织打交道的过程中，武潇发现很多机构几乎不知道项目管理的基本流程，不知道怎么写一份项目报告或财务报告，经常混淆“项目目标”、“项目产出”这些基本概念，很多报告缺少逻辑的析。
看了多份专业度欠佳的报告后，武潇也担心过：“会不会浪费掉这些钱？我们这个资助的杠杆力量体现在哪里？”
项目组织评估
“很多人觉得只要我发心正确就没问题，但是组织的发展不是一个人的一项工作。国学传承不是迂腐的东西，需要与现代化的时代结合。”武潇告诉“社会创新家”新媒体。
除了给钱，“种子基金”也对受资助的草根机构做业务能力和专业性建设，在调研回访过程中了解他们的难点和痛点，协助他们找到解决路径。比如，“种子基金”为孔阳国学工作室提供了运营经验、案例调研、平台搭建等方面的支持。
沟通过程中，虽有双方思路不合的时候，但草根机构的态度让武潇印象深刻。“可能这也是国学的一种教化作用，大家都挺讲礼的，不会瞧不起别人，就很谦恭。”武潇说。
很多受资助组织也觉得与“种子基金”气质契合。苇杭书院相关人士表示，遇到“种子基金”，感觉与之“心有戚戚焉”，“敦和的支持不仅仅是一次‘输血’，更是一次志同道合的相知。”苇杭书院由儒家学者杨汝清于2006年创办，以讲习礼乐、力行孝道带动青年传承儒家思想。
多维度支持的效果很快显现。前不久，在“种子基金”推介下，孔阳国学工作室与凤凰国学合作做了一次宣讲直播。“‘种子基金’全方位帮助你更好地成长，我们也从中找到一个平台，认识很多志同道合的人，可以去发展很多关系。”孔阳国学工作室秘书长张珂表示。
张珂所说的“平台”是“种子基金”项目团队今年4月份组建的“管委会”，它由近十家受资助的国学机构代表构成，更像是一个国学公益共同体和智囊团。
在陈越光看来，如果把这34个公益组织（注：2016、2017年入选的“种子基金”合作组织）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通过彼此联系，将成为一个群体，“产生互动、共鸣，发挥他们内在的自我成长作用”。
2016年终评会
“自由度”和“饥饿感”
部分“种子基金”受助组织已经开始“内在成长”。
孔阳国学定了个“小目标”：争取网校学员明年或者是后年能突破2000人，希望能够成立一个初级的教育组织。
自身发展的同时，受资助的合作伙伴也对“种子基金”提出新的需求。“我感觉‘种子基金’是真正有文化认同感的一群人在做事，希望可以得到更多跨平台交流合作的机会。”张珂表示。
“自由度比较大”是“种子基金”特质之一。“它可以由你自己来做规划，认可你把这笔钱用在你自己觉得对组织发展最有效的事情上。只要是预算合理，他们一般都会批准。”张珂说。
资助效果考量上，“种子基金”不急于求成。武潇觉得文化领域的资助和其他领域还是不一样，“短时间内说要有什么成果，其实不太可以去计量，还是要给他们时间和空间，但我们也会有定期的交流。”
“自由度比较大”的同时，也有压力。“对一个组织来说，还是永远都要有一种饥饿感或危机感，这样他才能持续想自己该怎么开源节流，怎么进一步发展。这样，我们给的资金支持才真的是一颗‘种子’，帮助对方‘发芽开花’和‘结果’。”武潇表示。
在项目跟进过程中，面对不成熟的草根组织，“种子基金”项目团队坦言“成长了很多”。“练就了我们一些本领。我们传播传统文化，就是要礼、让和谦恭。”这也是敦和基金会做“种子基金”的动因，推进国学对人的教化作用。
并非每一颗“种子”都能长成“大树”，敦和基金会对这个资助计划有一定的容错率。“我们必须承认这个项目的设计并非天衣无缝，我们可以接受失败。尽管如此，我们也要尽最大努力去影响更多人。”武潇告诉“社会创新家”新媒体。
“种子基金”也引入包括康晓光在内的核心顾问，不断优化项目设计和实施过程。“我们会认真思考自己到底能给受资助机构带来什么。我们希望能互相学习，给对方带去能量和养分。”武潇说。
当下，国人对“国学热”及层出不穷的“国学大师”颇多质疑。对此，武潇他们在在筛选“种子基金”合作伙伴时也有考量，“一定要科学，不能是搞封建迷信、做玄妙神秘色彩的东西。然后，它最好能经世致用，对现代人和现代生活有一定滋养。”
截至2017年底，“种子基金”合作组织已达30余家。陈越光曾称入选“种子基金”的机构为“中华民族文化复兴事业的一颗种子”。“种子需要有土壤，而我们的土壤是什么？一切中国人和一切认同中华文化的人的心理，这就是我们的土壤。”陈越光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