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
据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教育基金工作研究分会统计,截至2017年11月,全国高校基金会总数已经达到537家;截至2016年年底,全国高校基金会净资产已超过300亿元人民币,超过全国非公募基金会净资产总量的50%。高校基金会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当前是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历史机遇期,也是我国大学基金会发展的关键节点,大学基金会又该有何作为呢?今天为大家分享华北电力大学教育基金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治理研究院研究员杨维东老师的文章《大学基金会新时代当有新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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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电力大学教育基金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治理研究院研究员杨维东
近些年来,大学基金会在各大学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今年6月,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叶嘉莹先生将自己的全部财产捐赠给南开大学教育基金会,用于设立“迦陵基金”,继续支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的消息引发国人高度关注。据悉,该基金目前已完成初期捐赠1857万元。
大学基金会作为大学整体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20余年的发展,在凝聚各方兴学力量,推动高教事业发展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但与此同时,当前大学基金会也存在参与学校治理的融合度不足、与学校发展战略结合不紧密、能力建设有待加强、过于注重筹资等问题,这也影响着这一特殊类型社会组织的可持续发展。
内涵式发展
走内涵式发展道路既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我国大学基金会事业发展的必然选择。大学基金会的内涵式发展首先要优化自身的发展战略,自觉与所在大学发展战略相融合,这也是大学基金会安身立命的根本所在。在一些国外大学,与筹资相关的“拓展”(Advancement)事务,指的是针对大学利益相关者开展的寻求其理解与支持的所有活动和项目,包括校友关系、内外部沟通、公共关系、筹资、招生管理等。例如美国大学的筹资与基金会管理事务,天然地嵌入到大学发展战略当中,并最终通过大学竞争力来体现。
立足国内
国外大学有益做法可以借鉴,但我国大学的建设必须扎根中国大地。我国高等教育体制下孕育的大学基金会,必然要有自身独特的发展路径。一方面,坚持需求导向且差异化的发展路径。与学校发展战略及学科特点高度融合的大学基金筹资、投资项目,是今后大学基金会发展的大势所趋,这种差异化过程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高校间筹资过程中的盲目攀比倾向。
另一方面,大学基金会应优化自身项目结构,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优先发展学生资助类项目,回归大学基金会的初心与本意;优先支持原创性、系统性、引领性研究,实现卓越发展,形成大学基金项目的哑铃式格局。
1. 优先发展学生资助类项目
优先发展学生资助类项目,既是大学基金会参与学校整体立德树人工作的基本要求,也是增进学生与母校情感,培育潜在捐赠人的有益尝试。富有温度、富于情感的学生资助项目,不仅可以真正做到以文化人、以德育人,提高学生思想水平、政治觉悟、道德品质、文化素养,还能将树人与立德有机结合。
2017年,复旦大学钟扬教授去世后,他的家属捐出交通事故赔偿金138万元,在复旦大学基金会发起设立“复旦大学钟扬教授基金”,其后复旦大学校友会发起“领取一粒种子,种下一片希望”捐赠活动又筹得善款200余万。近400万元的钟扬教授基金,用于奖励更多热爱科研、公益、教育事业,具有奉献精神,作出突出贡献的复旦大学以及西藏大学师生,鼓励他们不忘初心、弘扬正气。
2. 优先支持原创性、系统性、引领性研究
支持原创性、系统性、引领性研究,力争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的重大突破也是大学基金会的使命之一。事实上,英美发达国家很多基础性前沿技术突破,或是由大学捐赠基金的资助,或是由大学捐赠投资基金孵化而成。今年5月4日,在北大120周年校庆之际,邵逸夫基金会捐资5亿元永久性设立生物动态光学成像中心逸夫创新基金,支持人类细胞图谱计划的开展,这是我国大学基金会以创新基金形式对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进行支持的有益探索,在一定程度上将推进基础科学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大学基金会在支持前瞻性基础研究的同时,也实现了自身运作机制的创新发展。
把握机遇
今年1月,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出台,大学基金会当以此为契机,将自身打造成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机制的枢纽,引导、鼓励捐赠人增加基础研究投入,提高基础与前沿技术攻关水平。
当前是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历史机遇期,也是我国大学基金会发展的关键节点。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流大学,需要有一流的大学基金会作为有力支撑,这种支撑并不仅仅局限于财务供给层面,更应从常规筹资工具,逐渐发展成为财务供给、信息汇聚、校友交流、社会资源共享、产教融合的创新型全域平台,全面增强大学基金会参与学校事业发展的能力与水平。这种“基金会+”模式,将会是我国大学基金会发展的总体战略目标,也是大学基金会使命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