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澜：非公募基金会和政府部门有合作关系，也和NGO组织和个人草根有合作关系，合作关系上，大家有什么分享的？

卢德之：这个是我们国家发展的标准，非公募基金会必须坚持自己的价值观，要有自己坚持的理念，我们希望与更多的基层组织一起联系，把一些具体的项目落实到由基层组织和我们共同承担、共同关注、共同发展，谢谢。

杨澜：有些基层组织抱怨，说非公募基金会好，但是把我们的饭碗抢了，自己的人到基层把事情就做了。曹先生，你每年要捐赠4亿，跟其他的社会组织间的合作关系怎样？

曹德旺：我从创业初期开始，就自己筹集资金。我们做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成功是社会在帮助我们，政策的引导、社会的支持，今年是国务院批准的。我在基金会的时候，我信佛教，应该尊重社会的意愿。他们叫我慈善家，我不承认我是慈善家，我是一名企业家，做慈善不要功利性。

杨澜：万一将来资金的使用跟你的社会理想有所差异的时候，您如何做？

曹德旺：我们有理事会、监事会，理事会接受公益机构的申请，监事会监管。许嘉璐先生讲了，慈善这是一种良心、这是一种道德，这是一种情操，我们利用自己的优势把自己放进来，又请媒体进入，我们只有一个信念—社会责任，就是推动这件事情做，我认为非常有意义。

杨澜：您觉得在非公募基金会和公募基金会之间，应该形成一种行业自律，接受公众的监督？

曹德旺：我相信将来公募基金就没有了，公募基金的产生就是因为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就觉得什么东西都是政府的。邓小平一句改革开放救了中国十几亿人，我们拿几十亿不算什么。

杨澜：张树新女士，作为北京企业家环保基金会创办人之一，怎么让大家在一起做一件非公募基金会？

张树新：2004年，阿拉善协会成立的时候，刘小高当时感动于沙漠化的情景、筹措了很多经费，这是企业家自身学习如何参与公共事务的过程。同时，这代中国企业家其实是很有趣的中国企业家，他们大多民营经济出身。很多小的有愿望解决环保问题的年轻人，他们的组织状态处于非常原始的状态，所以我特别理曹先生讲的，前几年大家为什么不信任他，李进特别对企业家说，能不能做到信任、耐心、帮助。今天的中国公益行业，在什么状态？这个状态如果上百年，我们行业报告有一个图，我国公益价值链生态系统图，这个图里面有大量的缺位和错位，如果在政府状态中，我们需要各方做什么，我特别想讲，企业家有的不止是钱，中国的企业家、尤其民企企业家在什么样的状态下走到今天的？他们一点一点的走到今天，经济占中国经济70%以上，就业占90%以上，只有30年的时候，大家最早的驱动来自于财富，但是现在的驱动机制变了，这样你发现，他除了钱以外，有很强的创业能力和创造性、和在罅缝中生存的能力。中国企业家有很努力的剩余价值，这个不是简单的出资人和被出资人的关系，也不是简单的商人和公益的关系，我们应该采用创造性的方法，创造更多的公益产品和服务，重新建设一个良善的社会，这是企业家和NGO共同的责任、共同的使命，阿拉善这几年的会议，以前是站在企业家对面的，以后大家在一个圆桌上，共同设计产品，一开始我们给NGO钱，但是当我们一起开会的时候，他们发现了企业家在罅缝中生存的艰辛。我们逐渐合作的更好。

邓飞四月现在，2400万，今天的中国公益行业，由于互联网的透明、成本低的特性，监督、互动的特性，导致中国公益行业会有新的创新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