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瑞刚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执行秘书长

我认为当我们讨论公益慈善的时候，最重要的是多一些社会视角，少一些经济视角，经济视角关注的是钱，是交换关系，社会视角关注的是人，是人超越交换关系之外的人与人的关系。

我们为什么要做公益慈善？先富起来的人或者说我们今天讨论的家族，为什么要把自己拥有的合法财富捐出来去做公益慈善？这背后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基本假设：社会的变化有两种推动性力量，一种力量是社会革命，破坏性很大，并往往会出现暴力循环；另外一种力量就是社会改良或者说社会改革。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而不是一出现问题就认为是政府的责任或者说是企业的责任，去抱怨和指责。当我们发现这社会存在一些问题，存在一些不完善的地方，我们行动起来，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动员社会资源去解决矛盾，推动社会问题的解决，这背后就是公益慈善的核心精神。

要推动社会问题的解决就一定会涉及到资源和钱从哪里来的问题。我们个人也好，企业也好，家族也好，都是这个社会发展的既得利益者。所以，个人、企业和家族，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健康发展，就会选择捐赠财富来推动社会变得更加美好，欧美社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就是依靠这种渐进式的改革。

欧美主流的家族慈善信托、基金会主要做两件事，一是做投资，让财富能够保值增值，二是做捐赠资助，资助的主要对象以及资助的主要目的就是培养社会组织，西方习惯称为NGO、NPO。这些组织本质上都是社会的中间组织，它在社会中主要承担什么作用？

如果没有中间组织，你会发现和我们发生社会关系的，要么是政府，它通过直线科层制的行政管理架构、法律、税收等公权力来管控我们；要么是企业，它通过雇佣关系、商品交换等利益交换关系来支配我们。如果只有这两种组织，以及这两种社会关系，我们每一个生命个体在社会中需要的支持性系统就会面临缺失。

马克思说，人是社会的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除了行政管理关系、交换关系以外，人和人之间需要大量的其他关系。社会组织实际上是这种关系的建构者、维系者，让我们人有了社会性、有了社会支持系统。

所以，我们做公益慈善，本质上是培养社会内在的，类似于微生物群、毛细血管一样的底层系统。当一个社会拥有足够多的、多样性的支持系统，社会才会稳定、才会发展。这就像亚马逊丛林一样，对于气候的剧烈变化有足够强的抵抗力和韧性。否则这个社会就成了原子态的，个体之间除了行政关系和交易关系外，没有其他的连接，社会其实是散沙化的。

原子化的个人，构成了散沙化的社会，发展下去意味着社会的荒漠化，荒漠化的最大问题就意味着流沙，会出现沙堆的崩塌以及沙尘暴、泥石流。所以就像沙漠治理首先需要种植固沙作物一样，我们为了避免社会的荒漠化，就是要靠有足够多的、多元、丰富、扎根于社区和基层的社会组织来形成人和人之间的连接和支持系统。社会组织其实就像固沙的梭梭树一样，通过建立根系，粘结沙砾、涵养水分，从而避免沙尘暴和泥石流吞噬社会，这才是我们为什么要做公益慈善背后的深层次根源。

从这个根源的角度来讲，公益慈善的视角，必须要有社会的情怀，要用社会的视角来看，中国当下最大的社会问题到底是什么？中国几千年以来都是一个农业社会，农业社会是基于血缘、家庭、地域为最重要的人际纽带，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信任。

我们这个社会对陌生人的信任一直非常低，我们信任的是血缘关系、是家族关系，我们是基于家族关系来构建共同体和防御机制，以应对社会的挑战和变化。所以，儒家的社会价值伦理是按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一个从个人到家庭再到国家的扩展顺序。

这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用很短的时间走完了西方数百年的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的道路，原有的基于农业社会的人际关系和信任纽带被迅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打碎了，我们面临的最大社会问题是如何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背景下，重构人际关系和信任机制。因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是建立在社会化大分工带来的社会化大交换基础上，如果不能建立起陌生人之间的信任机制，社会的交易成本就会异常高昂，社会的运转效率和治理成本也会异常的高。

在重构人际关系和信任机制上，资本的力量、商业的力量以及其背后商品和价值交换所代表的利益关系，往往是捉襟见肘甚至是弄巧成拙的，比如在利益驱动下的传销、P2P正在摧毁熟人之间仅有的信任。

我从来不认为经济学的视角能够解决社会学的问题，不认为社会投资、社会企业、公益金融、影响力投资等本质是建立在经济视角和价值交换关系基础上的方法论可以解决中国社会面临的最大的人际关系重建和信任机制重建的社会问题，能解决人的原子化和流沙化问题。以简单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来处理复杂的社会人际关系是可笑的，公益慈善如果忽略了最根本的社会问题视角，我们一定是南辕北辙。

本文为作者在第五届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慈善论坛的演讲，经作者审阅、中国慈善联合会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