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道峰：曾任中国扶贫基金会执行会长，既是身家过亿的成功商人，也是公益界最富“先锋”盛名的人物，2000年前后他领导中国扶贫基金会进行去“行政化改革”，放弃行政级别、取消所有工作人员编制，大刀阔斧的改革在今天的中国公益界仍然无人复制。

本文选自本文节选自何道峰先生《用公益市场化开辟中国社会变革新道路》一文，原刊于《中国慈善家》2015年第3期。

我在1990年代加入公益慈善行业的时候，基本都是退休老人在干。现在不同了，有很多青年人加入。虽然现在中国公益慈善行业规模还不是很大，只是千亿规模，但是十年之后，发展成万亿规模并非不可期待。

这一代富起来的人，最大的困扰就是孩子不愿意接班，因为通向幸福的道路有很多条，并非接父亲的班才是幸福的。这一现象存在巨大的公益想象空间。未来公益的潜力放量没有问题，中产阶级逐渐形成，他们会开始寻找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也会知道做公益实质上是对自我内在的提升。这是对人心的失落和幸福失落的寻找。

什么是幸福？什么是真正的幸福？肯定是要赚钱，但是为什么现在人类不管有多大的财富，心里都充满不安？

坦率地说，信仰非常重要，信仰是你最后寻找自己的皈依，当你真正地皈依，什么都会放下，就不会有任何不安感。那种放下是真正幸福的感觉。幸福不是简单的事，是深层次的精神思考与灵魂叩问。当人们达到幸福状态的时候，会是一种从容的优雅，人世间或者命运中发生什么变化，都可以用从容的喜悦来接纳与驾驭。

当然这是一个稍许漫长的过程，放弃掉长久形成的恐惧心与贪婪心，终止无休止的争斗、算计与焦躁，决非易事。但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需要的心灵叩问与反观，说到底，这种需求不论是从哲学的途径，还是从信仰的途径去追求，都是无法绕开的群体心灵问题，都会带来公益捐赠的放量。

邓小平允许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市场经济的发令枪一响，人们在这条道路上狂奔了三十多年，人们都变得以自我为中心。但是到了今天，可能需要对自我中心进行校正。

人的幸福感是来自以自我为中心与自我超越之间的平衡。如果这种平衡找到了，你就找到从容，就不会每天在狂奔中不安、在不安中狂奔。自我为中心和自我超越可以让个性创造与公共构建比翼齐飞。公益可以成为信仰的现世替代品从而推动公益放量。但启发人心需要思考，更需要行动。

现在我们国家说的人太多，做的人太少，眼中看不见公益。其实社会随处都是公益。

比如说公益组织可以做关于规范行人过马路的事情，通过志愿者一点点的行动来告诉路人要按照红绿灯过马路，这不也是一种公益吗？

还有很多人在公园里面乱扔垃圾，我们可以组织志愿者在公园里面进行宣导，让大家正确地把垃圾投放到垃圾箱里面。

还可以研究一下，为什么人们不愿意把垃圾扔进垃圾箱，是否存在设计不合理的问题？我们的身边有很多公益，可以先着手身边的事情，而不是急于投入到改变国家的层面，因对政府恨铁不成钢的心态而生出很多语言暴力，既伤心又伤身，之后发现只有眼泪和子弹在飞。

其实在现存制度与国民性之下，你去政府也未见得做得比他们更好。而如果你卷入公益行动，在某个领域做得多了，自然慢慢就会有自信心、从容度和话语权。比如说邓飞在以前可能名不见经传，自从做了"免费午餐"之后，他的话就变得有分量。很多事情，是干出来的，不是说出来的，一定要靠成千上万的行动者而不是语言暴力者去改变国家。

中国式的所有空谈都是将自己置身事外，指责别人，没有内观与自省，缺乏行动。这样的国民性，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

因此，我们要抛弃中国式空谈，自下而上、平行互动、累积大数量行动，改变中国社会的深层细胞结构，构建中国的现代化文明。比如说上海的外滩事件，如果构建了更高的现代化文明，就会有人迅速出来组织，悲剧可以避免。社会细胞结构一定要变化，不变化，换什么新词大词都没有用。

因此我在此呼吁新青年诸君：加入到中国公益新公共空间构建的行列里来，思考，行动，再行动。去推动中国社会自治细胞的发育，为中国真正的现代文明准备心态、精神、灵魂与行为的DNA，准备微细自治的细胞组织，去圆我们民族百年纠结与追寻的梦想，去圆世界和平、融通与可持续的梦想。

中国及世界危难与转折，危与机同在，个中责任与光荣，舍尔其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