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年，郝南常在睡不着的夜晚考虑还要不要继续运行卓明。“卓明就像我们的孩子，现在营养不良了，如果就这样把它抛弃了，我心里过意不去。”郝南说，“我不做谁来做呢？”。

公益行业普遍认为卓明不应该缺钱，可实际上它的发展一直举步维艰。郝南认识国内几乎所有做救援支持的人，但仍很难找到合适的资助方。郝南为卓明申请过一些资助计划，鲜有成功的例子，对方会发出很多质疑，比如，“干了这么多年，怎么还是你一个人？”

这两年，知识付费大热，郝南也曾想过做社会企业提供人道援助产品，但觉得“不太可能盈利”。国际上也没有类似产品可供借鉴。

郝南也想过通过线下培训的方式让卓明可持续发展，大公司、大型商场、学校等都有应急救灾培训方面的需求，但他认为自己很难在机构使命和个人生存之间找到平衡。“我可以干的工作很多，但是接了这些活，灾害响应的工作可能就没工夫做了。”郝南说，“我们这个行业的使命里有一个道德伦理困境——你的工作质量，是和有些人的性命相关的。”

运行八年，卓明只花了约20万元资金。目前，卓明整个机构只有郝南和另一个伙伴，郝南自己已经三年没从卓明领过工资。很多志愿者跟着郝南干了好几年，十次响应里面只有一次能给他们提供一天八十块钱的补贴。

在北大校医院做牙医时，郝南收入增长稳定。全职做卓明后，他的收入时有时无，有时，政府部门等机构请他讲课会给千把块补贴。最近三年，郝南最大的收入来源是“银杏计划”每年十万元的非定向资助。

每次响应灾害期间，郝南都会尽量压缩吃饭、睡觉的时间，他需要组织卓明的志愿者、全面了解灾区情况、制作灾情信息简报和地图，还需要协调参与响应的救援队、社会组织和政府部门。每年大概有一百天，郝南都是在这样的工作状态中度过。

“干活时脑子里装不下别的东西，感觉不到累，但干完以后真的会很疲劳。我去年觉得有点崩溃，为了做卓明，我牺牲和放弃了很多。”郝南告诉“社会创新家”新媒体。

除了卓明的日常运营，郝南手里有好几个“活儿”。他是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地震应急救援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负责推动民间救援行业规范化和标准化、发展会员、管理会员等工作，不过，这项“活儿”没有工资。

郝南坦言他很少有快乐幸福的时刻，他的妻子是卓明联合创始人,他们的孩子今年三岁。郝南觉得换个人根本理解不了他做的事：“一年里很多时间我对家里都没什么贡献，还经常要给她们带来很多压力。”

郝南曾和妻子达成一个共识——如果两个人月收入之和达到2万元以上，就把超过的部分捐出去。现实是，他们夫妻二人的年均月收入尚未达到2万元。“我不是一个以收入来衡量自身处境的人，超出一般人生活必需的钱财是种负担。”郝南说。

“我现在会把家庭放在第一位。”郝南坦言，如果卓明实在找不到转机，他也不排除暂时放下理想，到其他机构任职。

孤独

最近四年，郝南努力把自己打造成灾害应急响应领域的“全能战士”。

为弥补专业短板，郝南去北京师范大学读了应急管理方向的公共管理硕士。家里关于灾害、减灾、人道援助的书和材料，摞了两摞足有一人多高，他笑称可以搭建一个小型图书馆，“全国仅我一家”。

一些专业度颇高的社群和学习项目也很吸引郝南参与其间。他是SEED（社会创新种子社区）的2014年SEED Fellow。今年7月，郝南自费一万元去上海学习哈佛大学人道学院的“人道项目评估与监测”课程。

郝南是中国民间灾害应急响应领域少有的兼具本土经验和国际视野的从业者。他曾去国际人道援助领域最顶尖的机构——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厅工作三个月。在那里，郝南发现自己能很轻松地理解联合国人道援助事务的工作方法和原则。他对此颇为自豪，“至少说明我们在一个维度上，我能跟得上他们。”

在郝南看来，卓明建立的“灾情快速研判”工作方法在世界范围都是填补空白。在他去联合国工作前，卓明发布的灾害信息简报和联合国发布的灾情形势报告在内容、结构、灾害影响模型等方面就有很多相似之处。灾害应急响应行动之前，很多救援队会通过卓明对灾害影响程度的“诊断”，判断适不适合自己去。“你得懂‘灾害风险’、‘致灾因子’、‘承灾体脆弱性’等专业知识，会去估算灾害损失，研判救援能力是否能克服障碍、与灾区需求是否匹配等。”郝南说。

行业对卓明的认知大多停留在“那是一份救灾简报”上。郝南说他手里有一整套灾害响应系统解决方案，但需要资金将其可视化。郝南称国内业界少有人理解卓明的专业度和创新性，当他讲卓明的专业能力可与国际水准比肩时，他很担心别人觉得他在吹牛。

在业内学术界人士面前，郝南自称“民科”，免得对方质疑他的学术背景和专业能力。但他对自己的专业能力颇为自信：“国内能把灾害影响模型用到应急实践里的人不多，公益行业就我一个。”

郝南感到孤独：“我这有一个先进的‘武器库’，可是没人用，一线救灾的组织拿的还是‘冷兵器’。”

灾害应急响应这一垂直领域也在逐渐被公益界边缘化。入行十年，郝南眼看着救灾议题的声量越来越小，大多数基金会的资助项目都不设救灾方向。“救灾行业最近三、五年不是发展，而是倒退。”郝南有点沮丧。

郝南认可政府搭建的灾害应急体系，他知道那套庞杂的系统运行之复杂。“每种灾害救援都需要综合多门学科，需要第三方机构的支持。政府系统为实现救灾目标连接了二三十个行政机关，行政机关又连接着上百个业务机构，它才能提供专业支持。民间有什么呢?”郝南反问道。

为提升国内救灾专业度，郝南想促成国际人道援助体系落地中国。在他看来，人道援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非营利领域，和环保、教育、减贫、减灾并列。可郝南找了一圈，也没有找到几家愿意支持这件事的机构。

即便在亲朋中，能理解郝南的人也不多。一次家族聚会，他当着全家人的面解释自己现在做的事，他不知道家人理解了多少，但他觉得压力很大。“父母那辈人没有办法真正理解的，你做的事完全在他们的价值判断标准之外。”郝南说。现在，郝南很少和家乡的同学朋友聊自己正在做的事:“大家彼此会有压力，你变成了一个他们不太容易理解的存在，他们会问郭美美之类的事情是不是真的。”

只有在参加“银杏计划”和SEED的活动，以及在参加已经关闭了的“鸿芷咖啡馆”里举行的公益人聚会时，郝南才会觉得放松：“我们都是社会创新家，生活在同类里面，他们不会觉得你做的事奇怪。”

有人把郝南看作“堂吉诃德”，他不同意：“堂吉诃德的目标是一个幻想，而我正在从事的是一项清晰确定、价值无可置疑的事业。”

人道主义信仰者

郝南2007年北大硕士毕业留校任牙医，是一名标准的“北大人”。他喜欢北大课堂上老师常提到的一项北大人的特质——“敢为天下先”。“我觉得‘北大人’敢去做之前没人做过的事，敢去做别人看到过但没想过可以做的事，或者看上去不可行的事。”郝南说。

是“人道主义信仰”在支撑郝南去做“看上去不可行”的事情。郝南很确信自己是一名“人道主义信仰者”，他称这个群体是这个世界的“守望者”：“任何一个地区或国家都存在失稳的风险，在社会发生危机，人的尊严和安全可能随时随地被剥夺时，需要有人站出来用专业的方法解决问题，去关心那些在危机中彷徨无依的人。”

2015年，郝南去瑞士日内瓦国际红十字博物馆参观时，发现了“人道主义信仰”的存在，以及自己对此发自内心的共鸣。 “发现并确定‘人道主义信仰’需要一系列的经历、沉淀、反思和自我发现。”郝南认为，“当下需要让大家知道有这样的信仰存在，还有这样的信仰者存在，去传播和唤醒内心的‘火种’，以便为抗衡未来可能发生的灾害储备力量。”

最近，郝南在做一件寻找“火种”的事——统计因“5•12汶川地震”转型为职业公益人的数目，已经统计了一百多人，他觉得这是“汶川地震”十周年真正的纪念方式之一。

郝南相信职业的力量。过去几年的探索，让郝南有些疑惑：“人的职业身份就是他的社会角色，就像给病人看病是医生这一职业的一部分。到了公益这边怎么就不成立了？”

现在，回头看放弃做北大牙医这件事，郝南觉得“和人这一生的追求有关”:“以前我在象牙塔里，后来我把自己‘扔出来’了，看到的是真实，在真实当中磨砺才能真正成长。去真实里面开拓一片新的领域，这也是社会创新家应该有的精神。”

“我这人的毛病就是不太会放下。” 郝南觉得这是他需要反思的问题，“如果本来就是自己不想要的，就无所谓取舍。现在我想干的事情太多，是贪心，但又觉得都没干好。”

郝南曾设想过：如果有200万资金，搭建一个七八人的团队，就可以打造一个足以全天候响应全球灾害、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项目。“一开始可能需要在团队建设和业务模式上多试错和迭代，对于产品方向上则需要多坚持一下。”郝南说。

“一个人做不了那么多，而且很热容易折，我需要一个体系。我自己都养不活，怎么去支持这个体系呢？有人说我是‘独行侠’，我不想这样子。”郝南坦言。

“5.12”十周年的时候，郝南承接了一场“社会力量参与汶川地震十周年”系列纪念活动的任务，活动最后上了央视新闻，但他总感觉缺了一块。“我遗憾的是我们对当年的这段经历没有一个圆满的交代，再没有机会去正式反思它，它注定会被遗忘，再过20年就雨打风吹去了。”郝南有些不甘心。

2018年2月，郝南在转发银杏基金会2018年新年致辞《这世界会按照你的美好想象去生长》时写道，“回顾过去的一年，可以问自己一个问题:世界变得更美好了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恭喜你，肯定是你自己也变得更美好了一些。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就让我们抱着对美好的想象，一边做，一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