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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组织领导人与企业家的对话会(下)
2009年11月04日

李志刚:非常好。钱总你认为有什么优点还有弱点。

钱为家:我想在谈优缺点之前,我会觉得在中国企业投入公益或者CSR比较少的原因,是因为中国大部分企业家可能还不是很了解CSR能给他们很独特的竞争优势,为什么这么讲?因为企业家不是一个慈善机构,所以很多老总会觉得额外捐钱去做公益,他主要可能就是政府公关了,去做一些利益的交换,但是如果能够让他们了解,就是从事公益或者甚至从事CSR,是跟他的消费市场,跟他的供应链的优势,或者跟他机构投资人的优势能够结合为一的话,他会把公益慈善,就是刚才所讲的当做他的年度综合计划之一。那他的公益的资源就会变成是一个常态性的,而且可受绩效管理的必要的支出跟投资。那公益团体也就比较不会受到短期的激情或者是重大天灾人祸,导致捐款的大起大落,没有办法中长期地可持续地规划本身的业务。所以说我觉得在中国来讲,我们要谈社会创新之前肯定要先谈,到底可以透过哪些的方式让企业主决策者了解战略公益,或者说所谓的CSR对他们的消费市场或者是供应链,跟资本市场有好的关系。那事实上国内外的很多调查已经证明这一点,因为像去年来讲的话经济论坛就有一个九国的五千多个消费者的意见调查,他样本数差不多五千多个,也包含中国的消费者,就不光是一般欧美的先进过程。

其中有问到一个问题,就是问消费者,假如说你在平常选购消费品的时候,假如说产品和价钱差不多的话,你愿意不愿意选择公益形象比较好的企业的产品或服务,结果7成以上的消费者愿意。那我06年6月来到中国,我那时候也在想中国到底有没有公益市场,或者中国发展中国家的消费者有没有这个需求?结果不到半年我就看到一个调查,也是问同样的问题,结果发现有差不多将近七成的消费者愿意优先选购公益形象比较好的产品和品牌。我是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所以说我自己本身在07年也做了一个,就是康师傅跟其他主要的同业的一个品牌形象调查。

那我同样问这样一个问题,在全中国15个城市差不多2000多个消费者,结果我发现有差不多六成三的消费者愿意优先选购好的公益品牌的产品。那甚至有五成五的消费者,愿意1%到5%的公益议价去选择好的公益形象的品牌。所以说我们就内部思考,为什么消费者会愿意多付这个钱,或者优先选购公益品牌呢?结果我们发现因为中国在快速经济发展过程里面的额外制造太多的社会问题,不是一般民众能够单凭己力能够预防和解决的,所以他要相信品牌,特别是公益品牌的力量,他比较好去追索。

所以说当然除了消费商品之外,在07年的时候曾经问过全球的机构投资者,你们愿意不愿意付比较好的证券的议价去购买公司治理做得比较好的企业的股票?结果机构投资者的基金经理人他们愿意付12%到30%左右的公益议价给公司治理比较好的全球五大洲的企业。那我们这边可以弄一个小的测试,就是比如说你们会认为基金经理人愿意付30%是给哪一洲的?五大洲里面,公司治理做得比较好的企业的股票。

因为那个是最乱的一个区域,也就是说越乱的区域公司治理做得越不好的区域,基金经理就更重视公司治理的价值。亚洲实际上也是排行第四,欧美来讲的话就是12%,因为那个公司治理做得比较好,所以等于是CSR在投资市场来讲的话,也有他一定的,可以量化的价值。那当然更不用讲供应链的管理了,供应链管理来讲的话差不多有,去年做了一个调查,也差不多12万个供应链经理人,他们会觉得至少是有五成左右的供应链经理人,他们在未来,在目前跟未来采购的时候会非常重视环保的要求,那比较有名的例子也是去年10月左右,沃尔玛也在中国召开了一个千人左右的供应链的研讨会,要求他们的供应商必须吻合一定的环保、社会一体的那个规范,去做相关的产品的服务。所以说我是觉得战略公益来讲的话,基本上人的价值跟产品跟服务有冲突,因为以人为本,基本上就是CSR里面的,在整个愿景里面,我们必须要把整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当做是企业营运的使命之一跟愿景之一,但是愿景怎么落实?就要靠生产、行销、人力资源、财务跟研发这些所谓的价值的载体,去透过实际的营运行动跟社会行动,跟NGO做结盟,然后推展系列的社会行动,去协助解决问题。那解决的过程里面还会带来企业效益的正回馈,就像刚才讲的消费者市场、资本市场跟供应链市场,都会有异于同业的竞争优势,只要有更多企业了解到这个特色,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跟进。那NGO就会有更多的充足的活力去找到你的盟友,去共同解决社会问题。

李志刚:谢谢钱总,你看见其实钱总好像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就是优点跟缺点,但是问题是他的概念就是已经表现了,他是有优点的,因为他可以在两者当中选找好处、创新还有市场的需求,把这些东西结合,这个就叫创新。所以这个要有一定的企业背景的人就可以整理一套这个模式出来,还有演绎出来,有演绎才可以有行动,还有有方向地发展,所以谢谢钱总。

杨岳:我今天坐到这个位置上身份有点儿复杂,既是秘书长,我还是一个政府官员,我不知道我站在哪个角度说话更合适一些,我暂时作为政府官员的身份说说,就是我的一些感受,看到今天非公募基金会的发展,确实我们非常地欣慰,也非常地兴奋,想到五六年前,我参与基金会管理条例的这个修改,当时就设计了非公募基金会这么一种新型的法律制度。看到今天非公募基金会的发展,我认为当时的选择是正确的。从一定意义上来讲,我觉得非公募基金会确实可以说代表我国基金会的一个发展方向,为什么这么讲?我想应该有三个原因。

第一,我们越来越多的企业和企业家无私地风险,拿出自己的财产捐献社会,当然在这个过程中,确实社会上我们也听到有很多的议论,我们工作中也经常遇到,总有人在问,他们为什么要捐款,为什么捐这么多钱。到底要干什么?我们讲这不是章程写得很清楚吗?就是要做公益,就是要做慈善。有的人也问不对,问问他们背后还有什么想法。当然我觉得不管有什么议论也好,或者说社会上有什么评价也好。包括最近媒体炒得比较多的就是福建的福耀玻璃,曹德旺先生,要捐他的绝大部分的股份。那么我想社会的议论归议论,媒体评价就归评价。但是首先我们人应该认为,这些企业家是值得这个社会尊重的。首先是由于他们做企业做得非常成功,他们才有能力拿出财产来捐献社会。也正是由于他们的捐赠,才使得我们的非公募基金会,有了发展的力量。

第二,我觉得非公募基金会的发展,还在于由于我们企业家参与这个基金会的具体的运作,那么刚才很多企业也讲到这个问题,把最新的企业管理的经验,企业的理念,把一些新的运作模式带到我们的基金会来了,因此我觉得我们很多的非公募基金会和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基金会相比,有了本质上的区别。

当然我们现在的非公募基金会,也有部分还没有从企业完全脱离出来,那么这个我认为还有待于进一步地调整和发展。
第三说它是机会的希望也在于,我们国家的这个工作事业、慈善事业领域是非常广泛的。我拿出一个资源交给基金会来使用,同时政府在一些税收,在一些其他政策上也越来越加大了扶持的力度。

那么因此说我们的基金会,特别是我们的非公募基金会发展的前景是远大的。

那么我们现在实施的基金会管理条例已经五年了,由于我们金基会的快速发展,也确实对政府也提出了很多新的文化,因此目前我们也正在着手在修订现在这个基金会管理条例。请大家相信,这个新修订的条例会对企业的发展提供更大的支持政策,我就说这么多。

李志刚:这句话很重要,我们643个机构都看着你了。


徐永光:我准备是最好的配合主持人,企业家支持的非公募基金会的优势最主要的一条是讲效率,它的弱点也是不讲效率,这两条都存在,那么我先讲一个南都基金会资助项目评审的故事,我们评审资助了现在将近150个项目,在第一批资助关于农民工子女教育的新公民计划的项目的时候,有十几个项目要评出12个,当时是理事会,最后是中评、终审采取了投票的方式打分,最后12个项目当中,排第一和第二的两个项目,是一个营利企业的教育项目,这两个项目第一、第二名,一个是叫做流动科技馆的项目,一个是红泥巴的阅读项目,这两个机构申请的他这两个是商业机构,最后我们叫购买服务,不叫资助,对其他的叫资助,对他们叫购买服务,为什么两个公司的项目,我们理事会给它打出来第一、第二名呢,因为这些公司的项目是市场里拼出来的,在市场里打出来的,是非常的优秀,那么相比之下我们NGO的项目,给它比较大的差距,因为我们NGO不是在竞争里面产生的项目有时候是脑袋里拍出来的项目。

那么南都基金会我现在做的工作和原来在的地方相比,我对所有的人都讲,累的多,把我累坏了,因为出资人在理事会里有5个是南都集团的股东,南都基金会的理事对资金的使用效率是斤斤计较投入产出的,投入应该它得到什么样的效率,而且非常严格,有一次创办人周庆治,在会上说了一句话,说“永光如果说一个人是坏人,那个人肯定是坏人,但是永光说是好人的,不一定是好人”。他言外之意说,你这个钱不要乱给,有些人来要钱不一定就是一个善良的人,甚至是来套钱的。所以说企业是追求效率的,这对于非公募基金会的管理,对于提高资金使用的效率是非常有利的,我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我在这些企业界的朋友身上,学到了非常多的东西,所以我们的工作水平确实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他们是绝对不给你讲面子的,我下午要介绍,我们一个项目反反复复将近10次反复最后才通过。

企业家办的非公募基金会的最大的弱点是不讲效率,什么叫不讲效率呢?他不知道这个基金会是一个专业机构,是一个专业的慈善公益机构,那么结果他就是用外行人来做,就是公司随便找一个人,不就是花钱容易的很,随便找一个人乱花钱,结果是外行花钱,结果是最不讲效率,而且现在这最不讲效率,而且现在最不讲效率的企业基金会是大量地存在。

刘晓光:这个我反对。花钱还是非常慎重的,第一个来讲,从财务上管理非常严,第二个来讲,也在找项目运作的一个很有水平的人,第三个从企业的角度来讲,特别是从执行理事讨论这个项目非常严,就是说你说乱花钱,或者没效率,肯定是论证比较严谨,但是不能说没效率。

徐永光:公益时报调查了70多个非公募基金会,结果没有几个是基金会的工作人员,而是企业的员工在那里办基金会,不是说你阿拉善事业,你是专业化的,他就是随便指定一个人,你来做,现在我们这次开会,好多非公募基金会,怎么也找不到人,他就是一个老板的秘书,你也找不到他,这个问题是不讲效率随便花钱,那是在有一些非公募中,我们不好说哪些,我知道的,1000万随便给谁拿走,2000万拿走都有的。
所以最不讲效率的就是不专业化的。

杨平:刚才在座的各位都对企业家参与公益的、非公募基金会的优势说了很多,我是一个非公募基金会的专业人员,那么我站在专业从业者的角度替在座的非公募基金会的专业从业者们说几句话,然后我想对资本逻辑提出一些抗议和想法。
确实对于中国的企业界介入公益,无论怎么鼓励,怎么夸张都不为过,都应该大肆地宣传,但与此同时作为专业从事非公募基金会操作的从业人员,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到,在运行过程中间,一定要抗衡资本逻辑,为什么?因为公益事业从事的逻辑和商业的逻辑是不同的,这些在商业的运作中间,基本逻辑是如果我们不以李总今天说的3.0作为标准的话,就是一般意义上的资本运作和商业运作,它是要以最小的投入在最短的时候内,获取最大的产出,这就是商业逻辑,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它要求就是对一个产品,要标准化,可以复制,可以把在甲地生产的产品,然后不加任何区分的在乙地给卖出去,这就是商业的标准,能够把一个商业模式做到最大,这个就是最好,这个是商业的逻辑。

公益逻辑是什么?没有固定的说法,我通过几年的公益项目的实践,体会到至少有几点是跟商业逻辑不一样的:第一,公益的产品更强调本土化,我们要针对当地人的需求,针对当地的条件然后来设计公益产品,不能够是在密闭的空间;然后针对人性的需求;然后想到了一个产品,跟商业产品的设计是完全不同。

昨天比尔盖茨基金会中国首代说了一个观点,我对此表示质疑,他说他的钱不投到穷人身上,投到他的商业伙伴身上,然后要代替穷人,开发一些未来的所谓产品,我对他的疑问只有一点,就是说你怎么知道穷人有这种需求。

我们的公益产品要非常重视本土化,重视我们扶持对象的直接需求,这点跟商业逻辑有很大不同,当然商品的生产也要考虑消费者的需求,但是这种就是根据各个不同地区的人群不同需求,去考虑他的这种产品设计,这点跟商业产品有很大的不同。

第二,我们的公益产品要考虑物种的多样性,尤其是在环保事业中间,比如说拉山的草场,政府的逻辑就是把草场围起来,然后通过草种和树种的这种撒播,然后让它恢复,然后让牲畜跟人少进去见它,但是从环保的角度来说,物种的多样性,生物链所谓的完整性,可能比其他更重要,只有在一个草场中间,不同的物种同时丰富地成长,它才是一个健康的草场。

只有就是说,骆驼和羊进去有适度的践踏和吃这个草场,才能增加草种的健康,像这样的一种生物链的完整性和物种的丰富多样性,这样的逻辑在商业逻辑中间是不考虑的,或者是很少考虑进去,那么这个牢记是不同的。

在有就是恩华的多样性,就是我们要考虑比如在蒙古地区,在西藏地区,要想做环保,做公益,我们必须考虑到当地人的文化的不同特点,然后必须从文化多样性的角度考虑它的产品有效性,这些东西也是商业逻辑很少考虑,所以在座的公益事业的理事长,我建议大家要以专业的这种精神然后来跟资本的逻辑达成平衡,不能够被资本逻辑左右,尤其是在理事会中间,今天由于有大量的企业出资,来做公益,在理事会中间,资本逻辑会了算,这个会带来非常高的后果,但是这个过程一定是一个不断地渐进的过程,只有我们自己的专业团队,不断地专业化,实习公益产品本身的所谓生产特性,并且在这个中间,不断创造出丰富的公益产品的品种和模式,才有可能说服和影响资本,这个逻辑,如果你没有自己的本事,还是影响不了的。

我就说这些。


李志刚:剩下的13分钟我想带出最后一个问题,也希望各位给我们一句到两句的看法,其实我发现刚才讲的这个社会层面这个供应链当中,这个每个人、每个组织都有特定的功能,每个人就好像身体里面的器官一样,产生不同的效果、不同的角色。但是从链条来讲,其他人记得不是我的企业,我的公益,可能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做一件东西做了25年做到今天,就是帮助监狱犯人的工作。从25年前我到监狱做义工探访到后来的,在基层方面看到每一个犯人他的促进,引导我在25年来不断地来投身这个行业,投身这个志愿者工作,我发现这说笑来讲,我在监狱的时间已经超过犯人坐牢的时间。
但是我发现一件事情你没有亲身体会进去,你真的好像,刚才杨总讲,你很难为他们所谓地设计一些可以改变他们生命的东西,你要跟他同走,一起来走才可以。如果是这样的话,今天我们的非公募基金会,在整个链条当中,我们可以应该比较重要地承担那个角色,如果我把它很广地分成三个阶段,如果我们有需要帮助的目的,环保、扶贫,如果我们需要帮助一个东西,有可能三个东西会产生出来。

一,整合资源、解决问题,这个也是有相对的NGO来进行这个工作。

二,能力建设,帮助当地还有帮助正义的人,可以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

三,提供机会还有网络,把可以输送的不同产品和服务以及它的能力,从这个老远的地方,输送到一个有需求的地方。
其次从资源、能力、机会的三个角度,都需要很多很多不同的贴近现实,来努力艰苦工作。但是在每个NGO的背后的支持者是谁?如果我们做资源整合的人,我有没有强调我们的投资的回报?尤其是社会投资汇报,如果我们做能力建设的话是一个教育工作,我怎么可以把人才变成一个有发展空间的地方,如果我们是提供机会者,我们怎么可以把搭建一个无缝的供应链。所以这个在公益事业的大轮当中,我看到企业的非公募基金会,其实可以产生非常重大的上游,尤其是上游的影响。
所以我希望每一个我们的朋友们都可以讲出来,你认为企业产生了非公募基金会,在整个链条当中最能够产生的这个高效率的应该在哪个范畴?

张帆:中国的企业有上千万家,有实力的,营利状况比较好的企业至少有几十万家。另外一个统计,活跃在各个领域的NGO根据不同的统计口径大概有几百万、几十万家。所以我觉得在我心目中,一个好的结合,像主持人讲的在公益事业大轮中一个好的结合,我们现在迈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步,在社会中用一些鲜明的案例在唤醒大家的关注,但是一个好的结合我认为是在草根层面上,是在几十万个企业几十万个公益组织,在具体的,草根的具体项目上良好地结合,它可以是资源、投资,它也可以是能力方面的教育,也可以是机会方面提供人脉网络,都可以。要求我们企业和企业所属的,和企业参与的非公募基金会和草根的NGO,让他们在企业的身边做起,我刚才在第一个问题上讲的,从企业自身的业务链的相关性方面做起。再从企业家自己的热情,他愿意参与,他愿意支援的,他自己人性的渴求,从那方面做起,我觉得就像中国革命的胜利,不是在大城市里面大声疾呼马克思主义所能造成的成功一样,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在前千千万万个乡村里面建立支部干起来的。我们要走的这条道路今后几十年,非公募基金要走的道路也是同样的,谢谢。

李志刚:非常感谢,也是从钱总开始到徐老师。

钱为家:我是觉得一般公益组织或者是非公募基金会,可以尽量成为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或者可持续发展的孵化机,为什么?因为中国企业大部分不了解这方面的价值,你们可以尽量让他们了解这方面的价值,这是刚才我提过的,然后我建议你们要学习企业的思维方式跟语言,你才可能成为他的伙伴,才可能中长期地很平等地拿到你要解决社会问题所发展的资源,这样的话你们就可以逐渐地茁壮成长。

谢谢。


杨平:我理解非公募基金会在当代的这个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社会公益事业中间的作用就是突破现有的体制的屏障,试想如果是640多家的非公募基金会,在五年内发展到几万家,那是一个什么情景?我就说这些。

王平:我觉得企业非公募基金会的涌现,肯定是一种巨大的社会进步,刚才杨理事长说了,为什么呢?因为相对于我们以前企业做公益怎么做?企业家怎么做?就直接给钱,直接给到被捐赠方,那个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或者是这些人对企业家产生严重的依赖,让你觉得这个被捐助者始终是你们家一个亲戚,你就没办法。另一种就是说,你丧失人家尊严,因为你是去施舍,别人在你面前显得很卑微,那么这种对于被捐助者也是一种伤害,怎么样避免这种伤害,一定要通过一个专业的机构,那么就是这样一个基金会有策划地去专业化地执行。

那么非公募基金会的这种方式,就为这样的一种专业化运作提供了最好的一种形式,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那么至于这个企业非公募基金会能不能运作好,是要有一个过程的,它要从三个渐进的阶段,从一对一,面对面地捐助,进入到这个企业家愿意在理事会当中提意见、批项目,他亲自去审,那么就是像南都这样的,我认为这是第二个层面,那么这个第二个阶段是不可持续,为什么呢?企业家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他也没有这样的专业去判断项目,因为他是不一样的,资本的逻辑和我们供应逻辑是不一样的。

那么要进入到第三个层面,我们的企业现在就是说,稍微有一点儿优势就是说我们的企业家不是特别在细节上执行层面干涉我们的项目选项,但是我们只是求在最高的理念上、目标上的这种共识。所以我在跟郭理事在面对面地谈,我就征求他的意见,对我们这个项目意见的时候,他就说了一句话,说术业有专攻,我相信你们的执行团队会比我做得更好。
谢谢大家。

杨岳:如果我们成功的企业都能和我们的非公募基金会达成一个良好的合作,我们的非公募基金会,能够传承我们这个成功企业的一些现代企业管理的这个方式和制度的话,那么我想我们的非公募基金会就成熟了。我们期待着那一天,也为那一天尽快地到来要做好工作。

刘晓光:我想就是把非公募基金会做成一个很规范的,很高效的运作平台,吸引千千万万个人来投身于这种公益和环保事业。

徐永光:我的一句话是一个标题,非公募基金会的出现让中国公益事业迎来了正常人做公益的时代,我的后面稍微要做补充。我的思考发现,中国的公益慈善,尤其是我们的这个草根组织起不来,到底有多少家?像样的有多少家?今天郭虹老师讲在灾区就是20、30家,我听了就想掉眼泪,是什么原因?是法律、政策的限制吗?不是,我的研究结果不是,是缺人,我们政府很宽松,你们要干事儿我开一只眼、闭一只眼,你干就好了,你工商登记去做,是很宽松、很自由的,怎么起不来呢?是社会的主流价值导向导致的。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从穷人,所有的人都是穷人走向市场经济,中国人是万众一心奋勇向前,这一个是向利,人是追求利的,一个是求利,还有一个是要追权,权和钱这是所有中国的,可以说99.99%的中国有能力的人的追求目标,有能力的人不要钱、不要权去做那么难做的一个公益事业,这些人是有病的,不正常的能人,他是能人,但是他是有病的,就像廖晓义这样的。正常的能人不要钱、不要权去做这么难做的事情,这些去做的人是不正常的,不去做的人是正常的。所以过去因为中国这个行业不能吸引正常人来做事儿,正常的能人来做事儿,所以它是不可能发展的,是一个价值导向、利益导向造成的。今天由于非公募基金会的出现,今天600家,明年1000家,接着就是5000家、10000家,迎来了正常人做公益的时代,因为企业家他们已经赚了钱了,他们是正常人,拿钱来做公益,非公募基金会他可以拿出钱来吸引专业人才来做公益,非公募基金会又拿出钱来支持我们的公益服务机构,优秀的草根组织,整个中国的公益整个的生态环境、人才环境都正常了,都会走向良性的发展。

李志刚:非常感谢每一位嘉宾的精彩发言,我有一个小案例,我们光华有三个部门,营利部门、管理学院、慈善基金会,我们的招聘人结果是什么?我们聘到的基金会同事学历是最高的,我们聘的人才都流到我们的基金会,这个去向很奇怪,但是对我来讲是很感动。现在很多年轻人、有本事的人都流进去公益事业当中,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趋势。
我希望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其实从我们企业家的使命与非公募基金会的目的的结合当中其实很重要有几点,就好像钱总讲的,希望企业的非公募基金会跟草根组织在链条上面的结合,彼此共融,彼此尊重、彼此发展,我相信没有一个人可以从头做到尾,我还没有看见一个,如果有出现的话,我相信这个组织很快就失败。

所以还有就是这个人的工作好像王平讲其实都是以人为本的一个根本,我们服务的是人,提供服务的也是人,提供去服务的还是专业的人,所以我们人才培养是非常关键的一环,我非常深刻体会,没人的地方,没专业人才的地方,不管你有多少钱,只会制造太多的贪污腐败、无效还有无能。有人才在的地方,尽管只有一分钱,它会变成一百万,还会做出巨大的社会效果,人才才是我们的核心。

还有在我们的很多不理性的捐赠,不管是严重不理性、极端不理性、一般不理性,提出来就是一个,我们有可能在捐赠的渠道当中,我们没有一个独立思考,还有独立性在这里,可以让企业家看见需求,也可以满足这个需求的能力。

从很多公益组织、非公募基金会的优点来讲,其实刚才讲完我写下来大概是18条,18条当中大家都没有一个人谈到钱的问题,很好。所以应该是19条,因为钱还没写进去。企业家有产生的创新的精神,企业家的精神我们的社会企业的推广,还有3个A的,我们还有责任心来推广每一件我们承担的责任,我们有一定的实力来从开始到完成。传播的能力、人的素质、管理的经验,还有我们能够从企业跟社会需求当中谋取两种结合点的综合能力,尤其是供应链中的战略、产品的战略,这个都是很多企业家本身就有,还有专业知识就有的。我们强调效率、结果、评估,我们推动很多公益产品的专业化、多元化,但弱点也有不少,比如说企业的确是很忙,很难把企业家拉在一起产生有积极的效果。企业很多时候力量不是非常集中,很杂,捐这个捐那个,都很难可持续地发展一个综合性的专注模式。也有一些企业可能有一个重点,但不讲效率,,如果你资本有了,你就很夸张自己、夸大自己的能力的这个趋势也是不好的。

各位在公益的大轮中,非公募基金会的重点角色是什么?企业跟NGO应该多结合、多合作,把彼此的目的共融地扣在一起,过去捐钱是无机的结合,我有钱你来做,有机的钱应该在我们也懂你怎么做,你也懂我怎么捐,两个双结合,我看这个链条才会融合得更好。好像钱总也讲,我们的企业和NGO可以充当一个孵化器的角色,让更多的人才、更多的组织可以出来,承担更大的有效责任,还有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组织出现,因为只有更多,我们才有能力,对不对?好像不是600多家,应该是10000家的出现,还有王平也讲到我们企业家的经费,我们的专业化能力、策划能力的确可以提供项目从头到尾的结果为先的一个能力。还有当然是杨秘书长也讲到,希望更多的成功企业跟非公募基金结合,让更好的模范可以被更多地复制推广。最后两条,我们怎么可以在,好像刘总也讲,我们设立更规范地发展,设立更多的专业团队,让更多人有兴趣、有平台来参与公益发展的角色。在座的八个人,八个人坐在这里从人头来讲是八个人,但是他们在不同组织承担的责任、使命,我看我们八个人加起来大概应该有50个左右,对不对?徐永光一个就占了十几个了。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产生超过一个组织的效果,对社会产生的效果不是1+1=1的,有可能1+1=4。

最后是怎么创造一个普通人都可以产生不平凡效果的团队,一个培养的精神、培养的环境,是我们非常需要的。我的确希望往后企业,或者是企业成立的非公募基金会,能够产生更大的责任以及效果,也培养结合更多的草根组织,来成效更大的社会目的。

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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