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孙部长

尊敬的主持人

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

下午好！

为起草本报告我们成立了一个专家组，专家组成员除我之外还有刘忠祥先生、刘培峰先生、朱卫国先生、饶锦兴先生、韩俊魁先生、黄震先生和陈旭清先生。

今天我受专家组的委托，就2008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报告做进一步地说明。

目前已经登记的非公募基金会在已登记的社会组织中所占的比例是很小的一部分，截止到去年年底是643比41万，如果以百分比来计的话，那就是千分之一点五六，非公募基金会的资产目前还没有非常确切的统计数据，但是相信在国民生产组织中也是微不足道的。今天我们开这样一个盛大的会来关注非公募基金会，除了刚才徐永光先生所揭示的这些原因之外，更重要的可能就是非公募基金会本身所赋有的使命、价值和责任，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些数据本身。或许在更开阔的历史视野里面，这样一种制度创新本身就具有的慈善史上划时代的意义，也就是说中国非公募基金会所彰显的恰恰是中国慈善事业的转型。

公益事业或者慈善事业，总是与一定的社会历史阶段相适应。一个多世纪以前在西方社会曾经兴起了一场叫科学慈善的运动。当时工业化、机器化大生产造成了城市工人失业，大量失地农民涌入城市，社会问题日益增多。城市贫民数量剧增，由于慈善被视为促进社会公共福利和改善经济和社会不公正的一种机制，因此对于慈善的批评之声也就日益尖锐。例如认为慈善只能解决社会问题的表层，而无法从根本上去致力于社会病态，认为慈善甚至会使贫困者更陷入贫困，因为他们已经依赖于他人的恩赐，认为志愿性的、非专业性的慈善管理会造成浪费、重复和低效率，这些批评对慈善提出了更高要求，意味着慈善必须依据社会发展的需要，来进行更为专业化和科学化的转型。

因此，科学慈善运动要求将科学的专业知识，组织管理和策略注入到慈善领域，要求慈善要吸纳经过培训的专业人士来参与管理，要求慈善必须要透过现象本身去关注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试图解决社会问题的根本之道，这样的变革是根本性的，这场运动使西方的慈善事业大有改观，慈善的含义变得更为宽泛和灵活，让我们也看到应急性的、暂时性的去缓解困苦的这样一个传统慈善，逐渐转向具备体系和运行机制的现代意义上的慈善，慈善事业逐渐吸收了科学化的管理和运作，将系统化的理论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引入到慈善领域。在这个活动中人的理性高扬，慈善成为了人类应用理性去主动解决社会问题的途径之一，从那场运动开始，慈善逐渐趋向组织化、专业化和制度化。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迅猛，城市化进程加快，各种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凸显，尤其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慈善在各种自然灾害和紧急事件中的突出表现，引起了人们的日益关注，激发了人们的爱心，但几乎同时也引发了大量的置疑。例如对于未经慈善组织作为中介，直接由捐助者去帮助受赠者而导致的纠纷日益增多。对于慈善组织能力建设和从业人员的素质的置疑，对于慈善组织的善款的去向的置疑，对于慈善动机的置疑，对于现行慈善制度包括行政管理体制乃至税收政策的置疑，这些置疑有些是蛮不讲理的，但是需要我们及时作出回应。我国的慈善也正经历着这样一种转型，中国非公募基金会的出现，恰恰就是慈善转型的一种表现，这意味着中国慈善事业也逐渐地从临时性地——对于慈善受助对象的直接资助，转为设立基金会进行长期地、有规划的慈善事业，表明中国的慈善已满足于捐助行为本身，更想通过慈善这个途径，去阐释和实践自己对于美好社会的理解。

非公募基金会的出现是慈善组织化的体现，传统慈善更多地是捐助者对于受益人的直接帮助，或者通过现成的慈善组织去进行捐助，与此不同的是，慈善科学运动所出现的是大量的私立机会，比如说卡耐基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等等，这些基金会经过几十年乃至百年之久，尽管其创办者可能已经先去，但是基金会却依然按照原有所设立的宗旨在不断地运行，慈善的组织化使财富的拥有者得以设立永续性的、纪念性质的基金会，来可以超越他本身的生命周期，来持续治理于某种慈善目的。例如洛克菲勒基金会，自从小洛克菲勒担任第一次会长以来，目前已经是第五代来做会长了，但是其名称依旧、初衷不改。

我国的非公募基金会自2004年来正经历快速的发展期，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从资产规模上，都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这些都显示着富裕阶层对于社会公益的关注和投入，凸显了市场经济中的成功人士来反哺社会的热情和梦想，正通过这样一种组织形式逐步实现。如果说慈善的组织化是第一步，那么接下来的将是慈善的专业化和制度化，非公募基金会的出现只是实现了慈善的组织化，如何去培养更加专业的人才，如何去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这些将是更为深入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论坛将在下面的几个分论坛里面进行深入探讨。

但是关于制度，我只想重复有人说过的这样一句话，他说让基金会成为可能的制度和体制都是值得维系的，但是非公募基金会，如何可能成为百年老店呢？商界里的成功人士，能否在慈善领域里继续成功之旅呢？当市场机制在慈善领域里面无用武之地的时候，我们依靠什么来凝聚和激励我们的团队？依靠什么来判断我们是否成功，用什么来保持基金会的初衷呢？如果缺乏对非公募基金会的正确定位，这些都是疑问，甚至会转化成质疑。

尽管按照立法原意，非公募基金会并非不能从事任何形式的劝募活动，只是不能够向不特定的公众去进行募集。但是从更纯粹意义而言，非公募基金会本身是为了散财，而非聚财，尽其所能获取，尽其所有给予，这可能就是对非公募基金会的创办者最好的写照。

但是我想说的是，既是给予也没有被获取更为容易，这是因为：

第一，非公募却要公共、公益。这里的公共并非指财产权上的公共，这里的公共指的是非公募的基金会的财产，尽管它依然要实行一个私有制上的，或者法人的所有权，但是被赋于了一定公共目的的限制，要符合社会公益的检验。私人的资产通过这样一种公共利益的限制，被赋于了一种公共的责任。公共意味着非公募基金会在宗旨的选择上、资产使用等方面，势必要影响公共领域，这也就是他应当承担起公共责任的原因所在。

第二，非公募但是却要公道、公平。有人非常形象地来描述基金会，他说基金会是什么呢？就是被一大群都想从中分得一杯羹的人团团包围的一大笔钱，如果没有成立基金会，如何去处置财产本身是属于意识自治的范畴，可以赠送给任何你喜欢的或者甚至你讨厌的人，但是一旦设立了基金会就不能够随意去确定受益人。在基金会的宗旨范围内，在众多的需要救助的人群里，我们必须要体现得公平和公道。所以，公益项目需要通过一定的公开竞争的方式来进行，需要向公众说明为什么是这些人而不是那些人变成了受益人，需要有程序来筛选受助对象，需要追踪、监督和评估公益项目的运行。一位智者曾经说过，财富的捐赠绝对不能使受益者更加堕落或者进一步陷入贫困，因为赖行不施比吝啬本身更为罪恶。

第三，非公募却要公开、公众。未设立基金会之前，完全可以用隐私权来对抗所有对你的私有财产有好奇心的人们，但是既然设立了基金会，那么关于基金会的财产状况、善款使用，公益项目运行等情况都要向公众公开，因为向公众公开本身就是公信力的必由之路。在这里我不得不抱怨一句，当我们在写这个报告的时候，我们非常希望能够收集到充分的信息来支撑我们的论点，但是我们发现本应该透明的、阳光的非公募基金会中，有很多组织我们无从获得信息，网络、期刊、报纸、登记管理机关的网站、雅虎、Google、百度、电话、短信、问卷调查，所有我们能够想到的方法，我们都用了，有成效吗？不是没有，但成效不大。希望下一次续写这样一个报告的时候，信息的获得会变得简便得多。

第四，非公募却要公心、公信。公心、心灵之心，意味着即便是一个小小的非公募基金会，也要胸怀天下，因为天下为公，公心意味着从事慈善领域的人们，尽管也是凡人，但却要具备涉公的气质和宽厚，公心意味着非公募基金会的理事们，即便你们是高端志愿者，不收取分文报酬，但是要保持良好品行，不能与基金会的利益有任何冲突。公信，信任之信，是基金会的生存之本，公信源于非公募基金会问责的需要，既然基金会以公益自居，就必须让公众相信这一点，公信意味着基金会获得了公众的信任，也终将获得公众的支持。优秀的团队、优秀的志愿者、优秀的合作伙伴、优秀的项目、优秀的社区、优秀的社会，没有公信这也就无从谈起。行善的确是一种美德，但是理性科学的行善是更大的德行。发展报告的撰写过程让我们坚信慈善不仅仅关乎心灵，更关乎的是理性与智慧。

好，谢谢大家。